2000年秋天，上海一位82岁的老人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说：“我是谷正文，就是当年的郭同震。”接电话的是著名表演艺术家张瑞芳，而电话那头的声音，把她带回了六十多年前的岁月。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一个人的身份就像一张脸谱，说换就换，对谷正文来说，“郭同震”就是他演得最成功的一出戏，一副完美的“进步青年”面具。 在济南的抗日演剧队，他是那个任劳任怨的好伙伴，默默地帮大家修补草鞋，天不亮就起来生火做饭，甚至能冒着大雨背生病的队友去看医生。 到了重庆的剧团，他的角色换成了热心肠的支持者，成天帮着搬道具、送剧本，忙前忙后，这副面具最动人的瞬间，是某个排练到深夜的晚上，他把一个热乎乎的烤红薯递到饥肠辘辘的张瑞芳手里。 可谷正文在监视中，对目标动了真情，他跟人说，张瑞芳这个姑娘，“干净、热情”，他甚至破了规矩，偷偷藏下了本该上交的剧团活动记录。 可面具之下，是两条永远不会相交的人生路，他们在同一个空间，却活在信念完全对立的两个世界。 张瑞芳的世界是光明的，她的“眼里有光”，一门心思想着演戏和抗日，她的人生目标特别清楚：要嫁，就嫁给八路军那样“为老百姓做事的人”。 这份信念，带着她从重庆走向延安，在1946年秘密入党，最终成了新中国家喻户晓的人民艺术家。 而谷正文的面具背后，是一条通向背叛和血腥的绝路，就在他为张瑞芳藏匿情报的同时，他也亲手执行命令，逮捕了跟剧团合作的编剧。 他先是背叛战友，投靠日军成了汉奸，后来又去了台湾，成了制造白色恐怖的“活阎王”，吴石将军、朱枫烈士等上千人的鲜血，都沾在他的手上。 直到2000年，一通电话彻底撕碎了它，电话那头，年迈的谷正文絮絮叨叨地回忆着烤红薯的往事，他表白说“我喜欢你一辈子”，又轻描淡写地为自己的背叛辩解：“觉得你们中一些人不可爱了”。 但他等来的，是历史的最终审判，张瑞芳早在80年代就从档案里认清了这个“郭同震”的真面目，她的怒斥不是私人恩怨，而是正义的裁决：“你是迫害同志的特务！你配吗？” 这一问，彻底击碎了谷正文用爱情粉饰罪恶的企图，他临终时对儿子说，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敢告诉她我是个罪人”，他用了一辈子来演戏，直到死才承认了自己真正的角色。 这份迟来的忏悔换不回任何东西，他的十个亲生子女对他避之不及，最后在孤独中死去，而在张瑞芳的告别仪式上，秦怡、牛犇等老友都来送她最后一程，庄重而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