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几个日本兵闯入一位中国老人家中，不料，为首的军官仔细端详后，竟对下属喝道：“全体鞠躬！我们保证今后绝不再来！” 1941年冬，香港沦为日军铁蹄下的孤城。 在乱世之中，有一位双目近乎失明的中国老人，却用一身傲骨震住了闯入家中的日本兵，成为暗夜里最动人的精神坐标。 这位老人便是陈寅恪，学界公认的“教授中的教授”。 陈寅恪生于湖南长沙的书香世家，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是著名诗人，家里的经史子集堆积如山，也滋养了他自幼对学问的痴迷。 除了传统典籍，算学与外文也早早纳入他的学习范畴。 这为他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扎实基础。 老话常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12岁的陈寅恪便跟着哥哥远赴日本留学，进入东京弘文学院深造。 1910年后，陈寅恪的足迹遍布欧洲，柏林大学、苏黎世大学、巴黎高等学校都留下了他的身影。 他一门心思扑在梵文、巴利文等冷门学科的研究上。 与当时不少追求文凭的学子不同，他游学多年却从未谋求过一个博士学位。 在他看来，学问的广博与精深远比一纸文凭重要。 1925年，陈寅恪应吴宓邀请回国，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学界泰斗齐名。 到了1930年代，他已身兼清华历史、中文两系教授，“最博学的人”这一称号在学界广为流传，他的课堂总是座无虚席。 可世事难料，战争的爆发打破了这份安稳，也让他的人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北平很快沦陷，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因悲愤于国土沦丧，毅然绝食殉国。 痛失至亲的同时，陈寅恪的右眼也因眼疾加重而失明。 即便如此，他也拒绝在日占区接受治疗，一心只想带着家人向南撤离。 乱世迁徙之路布满艰辛，一路颠簸中，他多年积累的手稿大多遗失。 这对一位学者而言，无疑是沉重的打击。 1940年，陈寅恪终于抵达香港与家人团聚。 次年，还受邀担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 本以为能暂得安稳，却没料到更大的危机正在逼近。 1941年12月25日，香港彻底沦陷。 日军在城内烧杀抢掠，就在这时，几个日本兵闯入了陈寅恪位于三楼后座的住所。 手持枪支的他们进屋后便翻箱倒柜，四处搜刮财物。 面对这番乱象，陈寅恪始终端坐在椅子上纹丝不动，直到士兵的动作快要波及书桌，他才缓缓开口。 这突如其来的斥责让日本兵全都愣住。 他们万万没想到，眼前这位看似普通的失明老人，不仅日语极为标准，语气中更透着不容置疑的威严。 带队的军官仔细端详陈寅恪片刻后，脸色骤变，当即立正收枪，厉声命令下属全体鞠躬道歉，还承诺今后绝不再来骚扰。 原来这位军官认出了陈寅恪的身份。 日军高层得知此事后，派人前来修缮陈家被损坏的门窗，还送来米面罐头等物资。 可他对此毫不动容。 每次都让家人将这些物资抬出去扔掉，始终闭门不出。 日军多次派人前来邀请他出任伪职，都被他严词拒绝。 陈寅恪心里清楚，乱世之中坚守尊严往往需要付出代价，留在香港迟早会被日军强迫“合作”。 1942年春天，在友人的暗中帮助下，他领到一点路费，独自一人乘船先行离开香港，前往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任教。 历经千辛万苦抵达昆明后，他便立刻投入到教学与研究中。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迫不及待地回到北平，重返魂牵梦萦的清华园。 1948年底，时局再次动荡，不少人劝他南下，甚至远走海外避难，以他的声望和广泛的国际联系，这并非难事。 可陈寅恪却断然拒绝。 之后他选择留在广州，先后执教于岭南大学和中山大学。 在中山大学任教期间，陈寅恪为自己的研究生立下了严格的规矩。 选题必须有新史料或新见解，否则免谈。 他常告诫学生，做学问不是为了找饭碗，而是为了求真理。 1962年，中印边境局势紧张，有关部门得知陈寅恪熟知边疆史地，特意派人前来咨询。 当时他已72岁高龄，身体十分虚弱，但一听事关国家疆域，立刻打起精神。 长年的劳累、早年迁徙途中的颠簸，再加上双目失明带来的不便，终究掏空了陈寅恪的身体。 1969年春天，他的心脏病日益严重，时常卧床不起。 可即便如此，他依然惦记着未完成的文稿。 10月7日，陈寅恪在广州的寓所中安详离世，享年79岁。 回望陈寅恪的一生，他经历了战乱流离之苦，承受了双目失明之痛，却始终坚守着学术的初心与爱国的气节。 在那个纷乱的时代，他就像一座孤傲的灯塔，守护着学术与思想的火种。 真正的力量，从来不是来自眼睛看见的东西，而是内心坚守的东西。 主要信源：（光明日报——学界未解公案:陈寅恪的“恪”到底读kè还是qu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