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卖掉深圳的房子回老家，手里有150万，邻居问我干啥，我说破产了，不出5

我卖掉深圳的房子回老家，手里有 150 万，邻居问我干啥，我说破产了，不出 5 天，之前借钱不还的 5 家亲戚都把钱送了回来 村东头那间老瓦房的墙根处长着半人高的狗尾草，风一吹就蹭着褪色的木门。 我蹲在门槛上卸行李时，两个印着“深圳搬家公司”的纸箱在砖地上磕出闷响，纸箱角还沾着梧桐絮——那是离开时楼下飘的。 “大兄弟这是……回来常住？”王婶挎着菜篮子从胡同口拐进来，蓝布衫的衣角还沾着早上的露水，她往院里瞥了眼，“这墙皮都起卷了，要不我让俺家老李来帮你整整？” 我抹了把额头的汗，把最后一个纸箱拽进堂屋：“婶，别提了，生意赔光，房子卖了才还清债，回来躲躲风头。” 王婶“哎哟”一声，手里的茄子差点掉地上。 当天傍晚，我去村口小铺买酱油，就听见剃头匠老陈跟人唠：“听说没？老张家那小子，在深圳混破产了，回来时就俩破箱子。” 第三天晌午，表姐骑着电动车来了，车筐里的信封边角磨得起了毛。 她没进院，脚撑在泥地上，裤脚沾着半截草叶：“弟，这三万你拿着。”她把信封往我手里塞，眼神瞟着墙根的杂草，“之前借你的，早该还了，就是……就是前段时间娃住院，手头紧。” 我捏着信封的指腹能摸到里面整齐的捆钞带，刚想说点啥，她已经拧动车把：“我还得接娃，先走了啊。” 第四天一早，三叔三婶挎着布包出现在门口，布包里露出半只褪色的搪瓷碗——那是我小时候在他家吃饭用过的。 三婶攥着我的手腕往屋里拉，掌心的茧子硌得我生疼：“娃啊，你咋不早说！”她把布包往桌上一倒，五沓钱滚出来，“这五万是之前借你的，昨天把圈里那几只下蛋鸡卖了，又跟你二姑家借了点，总算凑齐了。” 三叔蹲在门槛上抽旱烟，烟杆在鞋底磕了磕：“咱农村人不比城里，没钱但有良心，欠债就得还。” 第五天太阳刚爬过树梢，二舅拎着个网兜进来，里面装着六个橘子，表皮皱巴巴的。 “大侄子，”他把网兜往桌上一放，橘子滚了一地，“这两万你数数，之前借你的，我跟你舅妈攒了仨月退休金。”他说着往院里瞅，“你这院子得拾掇拾掇，我下午让你表弟来帮你翻地种点菜。” 堂哥和表叔是第五天傍晚来的，一个塞了一万五，一个递了一万，都说“早就该还了”。 五天，五家亲戚，十二万五，码在桌上像座小小的山。 我摸着那沓带着汗味的钱，突然想起去年在深圳给二舅打电话，他说“你在大城市挣大钱，不差这点，我这钱暂时周转不开”；想起表姐说“等我年终奖发了就还”，结果拖了三年。 可当初躺在深圳出租屋算那笔烂账时，谁又能想到，让欠条生效的不是催债电话，竟是院墙上那道新裂的缝？ 后来我用那150万在村头开了小超市，货架第三层还摆着二舅送的那袋橘子——早晒成了陈皮，泡水时带着点苦，却比深圳写字楼里的咖啡更暖。 有回给三叔称盐，他盯着货架上的酱油瓶说：“其实你回来那天，王婶就跟俺们说了，‘那孩子怕是遇到难处了’。” 我突然想起表姐车筐里的信封，边角磨得起毛，倒像是摩挲了无数次。 也有邻居嚼舌根，说我这是“哭穷讨债”的歪招，但三叔家那袋橘子——表皮都起了皱，是他们留着过年的——让我心里发堵。 现在每天看着超市里来来往往的村里人，听着他们讨价还价的声音，才明白有些东西比150万金贵——是王婶衣角的露水，是三婶掌心的茧子，是表姐摩挲到起毛的信封边角。 那天收完最后一笔钱，我把深圳带回来的纸箱拆开，给院子里的狗尾草围了个篱笆。 风再吹过时，它们不再蹭着木门，而是轻轻摇着，像在说“回来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