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白崇禧跑到台湾后，发现部下朱怀冰与他是邻居，就去看他，哪知一进门，就听到他在骂人：“你放白崇禧进来干什么？不会说我不在吗！” 1949年12月的海口机场，狂风卷着沙砾抽打机身。白崇禧攥着李宗仁的急电，指节泛白——“蒋介石记恨逼宫之仇，入台即是自投罗网”的警告墨迹未干，他却将电报揉成一团塞进风衣口袋，转身登上了飞往台北的航班。风衣下摆被狂风掀起，像一面褪色的旗帜。 青田街8号的日式宅院，成了他在台湾的“囚笼”。对面突然冒出的派出所，门口晃悠的便衣特务，连买菜时身后不远不近的吉普车引擎声，都在提醒他：昔日“战神”，如今不过是蒋介石眼皮底下的“囚徒”。 直到某天清晨，他在巷口看见那个熟悉的身影——前97军军长朱怀冰，正提着菜篮从对街走出。当年朱怀冰被撤职时，是他给了“顾问”头衔保住体面，如今竟成了邻居。 白崇禧提着两瓶茅台酒上门时，阳光正斜照在朱家门环上。他以为落魄中总能寻到一丝旧情，却被门内那句怒吼钉在原地。 酒瓶摔碎在青石板上，酒液混着碎玻璃流淌，像一滩无法收拾的过往。他转身离开，没看见门后朱怀冰攥紧的拳头，指缝间渗出的血珠滴在门槛上。 朱家老佣人后来总对人说，那天白崇禧走后，朱怀冰在堂屋里转圈到深夜，烟蒂堆满了三个烟灰缸。“他不是不念旧恩，”老人叹着气，“可家里三个孩子还在上学，老婆怀着身孕，特务的眼睛盯着呢，谁敢拿一家人的命赌？” 日子一天天过去，街坊们渐渐发现了规律。每当白崇禧的黑色轿车驶过巷口，电线杆后总会探出一个脑袋，飞快地张望一眼又缩回去。那身影佝偻着背，头发比初见时白了大半。 1952年深秋，白崇禧风湿病发作，疼得下不了床。某天清晨，管家在门垫上发现一个牛皮纸包，里面是特效风湿药和一盒广式月饼——那药味，和当年朱怀冰在桂林养病时用的一模一样。 白崇禧坐在藤椅上，摩挲着药瓶标签，突然想起十年前在武汉，朱怀冰也是这样，揣着特效药在司令部外等了三个小时，只为告诉他前线的布防漏洞。那时的阳光，好像也和今天一样暖。 权力的铁网下，真的容不下一丝旧情吗？蒋介石在日记里写“党国罪人”时，可曾想过，他用猜忌织成的罗网，不仅困住了白崇禧，也困住了那些在夹缝中挣扎的人性。 1966年，白崇禧在书房溘然长逝，桌上还摊着未写完的家书。葬礼上蒋介石的“哀伤”面具，和当晚日记里的“善终已算幸运”，像一把淬毒的匕首，刺穿了那个时代最后的温情。 多年后，朱怀冰的孙子整理旧物，发现爷爷枕头下藏着一张泛黄的照片：白崇禧穿着军装站在中间，朱怀冰在旁边笑得一脸灿烂。照片背面有行小字：“民国三十三年，武汉，谢健生（白崇禧字）赠药。” 巷口的电线杆还在，只是再也没有那个偷偷张望的身影。只有青田街的风，还在一遍遍讲述着那些被权力碾碎的人情，和藏在裂缝里的微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