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英回乡时，他的调查内容有哪些，村民们对于田家英本人又有着怎样的评价和印象呢？
1955年冬末，中央有关农村经济的几份统计报表被退回，批注只有一句话：数字靠不住，要下去看。第二年初，田家英带着两只随身挎包和一名秘书踏上了回川的火车，任务只有七个字——摸清合作化真相。
彼时的合作化运动已推向第二阶段，表格里，人、地、畜、粮全都有，可要问“吃不吃得饱”，纸面就哑口无言。田家英决定从自己的老家双流县李家巷子开刀，因为“家门口最不好糊弄”，这是他在成都站对秘书说的惟一玩笑话。

进村那天雨停不久，田埂潮得打滑。村长康志成捧出簿册，滔滔不绝报人头、亩数、牲畜、红薯产量。田家英没插话，听完只问一句：“谁家日子最紧？”村长愣了下，指向河边，“砍柴的老曾家怕是最难。”
黄昏时分，他进了曾洪顺的草屋。土灶余烟未散，锄头靠在门侧。曾洪顺边翻柴火边嘟囔：“砍两担树，换回来的谷子不够一家三口一顿饭。”田家英俯身写了几行字，又抬头追问：“统购的价你清楚不？”“清啥子哦？队里说多少就是多少。”曾洪顺把木勺往锅沿一敲，“要不是娃娃还小，早去外地讨口吃咯。”这段对话不过几句，却让旁听的村干部局促得直咳嗽。
第二天清早，田家英去了合作社。社主任曾发兴拄着拐杖迎出来，神色里有几分犹豫。问题很快暴露：账上有粮，社员却没米下锅；富农曾茂清的谷仓里堆满黄袋，却始终没交公。富农身份敏感，政策模糊，镇上既催他入社又怕开坏头，拖着不决。

田家英没有立即发话，而是先到曾茂清家。木楼里，十几口大缸塞满稻谷，屋檐下两张牛皮晒得锃亮。曾茂清热了茶，话却硬：“把地交出去可以，家底怎么算？牛要折价、铁犁要折价，丧具铺子也要折价。不能叫我亏。”田家英点点头，只留一句：“账该怎么算，就怎么算。”
三天后，村公所大堂摆了长桌，社里、镇里、富农三方对数到深夜。最终，牛两头、木犁三副、粮食三千斤按公决折抵股金，曾茂清成了本区首位富农社员。会议散场时，他握住田家英的手低声说：“有了规矩，谁都少怨气。”

同一晚，还有人没睡着。几户社员堵住了一个小队长的门口，控诉他分配上克扣口粮。田家英闻讯赶到，当场核秤，短斤少两的帐目清清楚楚。第二日清晨，队长被撤，镇里通报批评。临走前田家英叮嘱村长：“干部要一碗水端平，老实做事，一旦失了民心，什么文件都落不到地。”这话不重，却像冬雨浇透棉衣，冷得众人直点头。
十来天的调查，表面看是记数字、审账本，实则触到几根最敏感的神经——饭碗、土地、身份、权力。统购统销的初衷是“吃饭大计，国为重”，可执行到村口，便与柴米油盐的焦虑交织；合作化号称公平，但贫下中农盯着口粮，富农惦记补偿，矛盾一触即燃。田家英在日记里写道：“若不把真实困难一条条摆上桌，纸上没有针脚，补不了破篱笆。”

调研结束时，李家巷子已张罗着成立新的高级社，富农、贫农一桌吃饭是头一遭。康志成悄声议论：“这一次真是见了新鲜，原来上边也肯听下面的。”人们谈起田家英，多用两个字——“实在”。有人记得他蹲在柴堆旁拿着秤杆核算柴价，有人记得夜里油灯下，他一字一句抄村规。最深刻的，是那句常被挂在嘴边的话：“有天要写报告，先写明白一粒米怎么走到灶台。”村里老人回忆，每当说到这儿，他总拍拍胳膊上的泥点：“只有蹲过这地，才晓得脚下这路怎么修。”
火车离开成都的那日清晨，小站的月台雾气弥漫。逄先知悄悄问：“这趟回去怎么汇报？”田家英把笔记本合上，望向窗外青山：“实话实说，数据让位于人心。”列车汽笛长鸣，车窗外村庄渐远，但合作化的难题与解法，已在那本厚厚的笔记里留下清晰脉络，而李家巷子，则在一场实地调查后，找到了翌年的新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