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伪军头子见日军大势已去，决定率部投奔八路军，谁知这时，日军却打来电话：“听说你要投靠八路军？这事你可要想清楚！” 
 
莒县城里最关键的一夜，并不是简单的城门被打开，而是一个曾经走错路的人，终于在日军威胁、部下安危和民族大义之间作出选择。
 
1944年11月14日凌晨，城内枪声骤起，伪保安大队士兵摘下日伪徽章，换上八路军袖标，与攻入城内的八路军并肩作战。

莫正民的起义，表面上是一次军事行动，真正的核心矛盾却是一个地方武装首领如何从夹缝中摆脱日伪控制，重新回到抗日阵营。
 
莫正民并非一开始就是伪军头目。1913年，莫正民出生在莒县刘官庄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6岁离乡投军。
 
1937年七七事变后，莫正民回到家乡，组织1200多人的抗日游击队，与中共党员王东年领导的队伍并肩作战，在莒县、日照一带多次伏击日军。
 
后来受国民党反共风潮裹挟，莫正民被收编，又在与八路军作战中大败。1940年6月，走投无路的莫正民率残部投靠日军，从此背上沉重污名。
 
可投靠并没有换来真正信任。日军在莫正民部队中安插顾问和特务，克扣军饷与装备，甚至在莒县饥荒时把粮食运往前线，让伪军士兵靠野菜充饥，而日军仍在县城里大吃大喝。
 
莫正民部队内部的不满不断积累，也给八路军争取工作留下空间。山东军区和滨海军分区先后通过敌工人员、地下党员和同乡关系与莫正民接触，宣传抗日政策，承诺只要真心弃暗投明，既往不咎，并保留部队编制。
 
到1944年，局势已经明显变化。太平洋战场上日军连续受挫，中国战场精锐不断被抽调，山东境内日军兵力大幅减少。
 
驻莒县日军主力调走后，城内只剩有限兵力。八路军方面则与莫正民代表商定起义计划，由城外部队接应，莫正民部队负责控制城门、电报局、警察局、军火库等要害，抓捕日军军官和铁杆汉奸。
 
莫正民以“加强城防”为名，将可靠部队调往南门、西门，又把日军安插的特务调离关键位置，还准备便衣以备失败时分散突围。
 
真正逼莫正民下决心的，是日军深夜打来的威胁电话。对方已经察觉异常，警告莫正民若敢轻举妄动，就会调兵血洗莒县，连起义官兵家属也不放过。
 
莫正民一面强作镇定，以加强城防为由稳住日军，一面召集中队长下达起义命令。那一刻，莫正民撕碎的不只是日军调防令，也是继续做亡国奴和汉奸的退路。
 
凌晨时分，起义正式发动。莫正民部队关闭城门，控制要害机关，扣押日军顾问和特务，并按照约定打开南门、西门或发出信号。

城外八路军滨海军区部队迅速攻入城内，与起义部队合力攻击县政府大院、日军司令部等据点。日军虽负隅顽抗，却在联合打击下迅速崩溃。莒县解放后，滨海、鲁中两个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鲁东南抗日局面随之打开。
 
这次起义的价值，不只在一城得失。莫正民部队被改编为八路军山东军区独立第二旅，莫正民担任旅长，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特别党员。
 
更重要的是，这一事件在山东日伪阵营中造成强烈震动。诸城、寿光、临朐等地伪保安大队相继起义，鲁东南日伪势力迅速瓦解。
 
独立第二旅此后继续参加讨伐伪军、解放诸城和日照等战斗，并在日本投降后编入山东野战军第1纵队，参加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等作战。
 
新中国成立后，莫正民没有停留在昔日功劳里，而是主动申请转业，到艰苦的东北开发北大荒。莫正民在黑龙江友谊农场和农垦系统一干多年，从战场转入垦荒，把后半生交给黑土地。
 
1983年深秋，莫正民病逝在友谊农场。那个被反复念起的1944年11月，不只是莒县城门打开的时刻，更是莫正民从污名、犹疑和威胁中挣脱出来，重新站到民族大义一边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