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陪着蒋介石登上离开西安的飞机前，匆忙写下几行字："我去南京期间，东北军交给于学忠管理，所有行动听杨虎城指挥。"那张手令，彻底改变了东北军的命运。一个1927年才加入奉系的外来人，就这么硬生生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张学良看重他是有道理的。于学忠打仗有两下子，但更让张学良看重的是他的人品——这人在日本人面前，绝不会当孙子。在天津当市长那会儿，日本人三番五次拉拢他搞"华北独立"，他直接开骂。日本人恨得牙痒痒，买通他家里的厨子和副官，想下毒暗杀，结果也没成。于学忠直接放话，再敢耍花样，我向天津日租界开炮。这脾气，在当时的汉奸成堆的政坛上，算是硬得很少见。

抗战全面爆发后，于学忠带着51军被调到山东防区。1938年1月，韩复榘撂挑子跑路，他只能硬着头皮接盘。3月底，他率军赶到徐州前线增援台儿庄，于学忠的部队在禹王山一带打得最惨——板垣师团与矶谷师团，全是日军最精锐的部队。弹药用光了，抱着手榴弹往坦克上冲，大白天拿大刀跟鬼子拼刺刀。那一仗打下来，51军死伤超过7000人，一个旅长阵亡。台儿庄大捷，说起来都是西北军那帮弟兄的功劳，但于学忠这几千人的伤亡，没几个人真正提起过。从徐州撤下来的时候，51军连补兵补枪的资格都没有。打完仗了还不够，还他妈不准你吃饱。但蒋介石也不在乎。杂牌军在老蒋眼里，能用就用，用完就扔。直到1939年初他被任命为鲁苏游击战区总司令，明面上辖区横跨山东和江苏，是升官了，但能实际控制的，不过是鲁中南的几个穷山区县城。这战区里中央军根本看不起他，89军那位韩德勤是顾祝同的亲信，表面上归于学忠指挥，事实上根本不听他的。但他就是有股子倔劲儿。这人行军从不太讲究排场，军装袖子磨烂了照穿，底下兵团倒都服他。他就往山里一蹲，派人下山召集民团和散兵游勇，半年工夫就整编出3个师外加3个游击纵队。短短一年时间不到，所谓割据僵化的鲁苏战区跟滚雪球似的猛增，正规军加地方武装总兵力突破15万。鲁南二十多个县的敌后游击区，全都打下了根基。老百姓常见他骑着破马在各县城里巡视布防，谁看了都觉得费劲，但谁又都服气。

但15万人往那儿一摆，就是块招敌的大肥肉。于学忠进八路军的局，走的是中间路线。当时山东省主席兼战区副司令沈鸿烈一天到晚在他耳朵边念经，让他调兵去打八路军，被于学忠一句话怼回去："沈主席，就是八路军还属于我指挥，你要我消灭我指挥的部队，实不敢从命"。他提出了"既不红又不蓝，三条道路走中间"的方针。这种不跟共产党打内战的姿态，蒋介石恨他恨到骨头里，却又实在拿他没办法，只能把这笔烂账给暂时挂在那儿。

从1940年往后，日子就一天不如一天了。日军开始抽调兵力，对着于学忠在鲁南的根据地进行反复扫荡。仗打得异常惨烈，仅少将以上的军官就伤亡14人，战区政治部主任周复中将在作战会议上被炸得尸骨不全，那么大的官说死就死了。更要命的是，部队的军饷经常断供。到了1942年下半年，一些底下的人已经看出跟着于学忠没有未来。吴化文的新编第4师和保安第1师投敌，去了伪军。走了一个又一个，高级军官们看身边人纷纷拉群结伙当了汉奸，纷纷劝他识时务。于学忠没有翻脸，就站在地图前的沉默不言。底下的人都不敢再说什么。

1943年夏天，蒋介石下了最后通牒，李仙洲大军入鲁接替他，让于学忠撤出山东。共产党方面对这人的信任也很深，得知蒋介石要硬换于学忠，他们觉得于学忠走了李仙洲入鲁反而更危险，就使出"阻李送于"的计策，尽全力帮于学忠把山东境内的几个军安全撤往安徽边境，甚至派武装一路帮着护卫。兵士们一个个脸色铁青，于学忠的老部下们守着一片血战换来的鲁南防线，一句话都不想说。于学忠此时灰头土脸地望了一眼留在身后的群山，连哭都哭不出来。从打入山东时的二战区绝对主力，到现在沦为溃散逃亡撤出来的部队，蒋介石向于学忠伸出的那根死亡接力棒，彻底把他多年积攒的人马折腾干净。

作为东北军的最后一位掌门人，那些亲手从死人堆里拉扯起来的子弟兵，该走的走了，该死的死了。他本人调任军事参议院副院长，成了一个没有一兵一卒的闲官。更让他憋屈的是，国民党方面希望他过去，台湾那里有人也点名要他，可他一想起那些冤死的兄弟，心就冷透。1949年新中国成立，他隐居在四川乡间，积极参加新中国建设。1964年病逝于北京，享年7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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