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期很嚣张，先是强烈驳斥中国对其“新军国主义”的指控，接着指出要加强北部防御，应对俄罗斯的日益增长的军事活动。

日本政府为何在军事问题上一再“向右转”？

很明显，除了日本自身的问题以外，当前的国际社会环境对于日本在军事方面作祟，实际上是有利的。由于经济发展压力大且缺乏增长点、“白左”思想造成社会混乱后的意识形态反扑、经济全球化浪潮退潮等因素影响，当前很多国家的社会意识形态都呈现保守主义思想抬头的趋势，其中就包括美国。

美国自从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开始以后，一方面在一些热点地区的主动军事挑衅乃至挑起军事冲突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又要求美国的欧洲、亚洲盟国承担更多的安全责任。毫无疑问，这对于日本起到了双重刺激的作用——美国通过在亚太不断制造事端给了令日本人“不安”，而美国要求日本承担安全义务则给了日本光明正大发展军事力量、乃至实现“军事正常化”的借口。这一点，从高市早苗就任首相以后层出不穷的“小动作”，就能见其一斑。

早在2025年10月24日，高市早苗就任首相后首次进行施政演说时，即宣布要将防卫费提升至占GDP 2%的目标提前两年至本财年完成，并称中、俄等邻国的军事活动是“日本的严重关切”，甚至还提出加速推进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引入核动力潜艇乃至修改“无核三原则”。三个月后，在1月24日进行朝野党首辩论时，高市表示“没有守护自身国家的决心与能力，就不会有人替你守护”，意图发展军事力量、突破自卫框架的意图昭然若揭。随后，高市又于2月称有意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意图突破战后和平体制，并在2月20日的在第二届内阁施政演说中将中国界定为“胁迫”来源。3月14日，高市声称日本面临“战后最严峻复杂”的安全环境，强调为大量运用无人机的“新作战方式”和长期战做准备。

3月19日，在访问美国之前，高市表示有意与美方协调外交方针，并与美方磋商台湾问题。可以说，从军事安全的方方面面，高市都在试图突破日本传统上“专属防卫”的安全框架。一国的首相态度如此，其朝野上下都是什么态度可想而知。

毫无疑问，从高市层出不穷的安全政策表态来看，日本确实在利用美国为其营造的有利环境突破防御性政策主张的桎梏。而之所以日本政客敢于如此明目张胆，除了美国撑腰以外还有个重要问题：国际社会实际上没有对于日本军事力量和军事能力的事实限制，也缺乏对日本突破防御性国防政策的惩戒手段。

在这里不得不说起一个中文互联网上的以讹传讹，即所谓“根据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及相关国际条约的明文规定:日本的军事实力只能维持在自卫所需的水平，总兵力不得超过10万，军舰数量不得超过30艘，总排水量不得超过10万吨，不能拥有航母及核动力潜艇，作战飞机数量不得超过500架，不得拥有远程轰炸机，不得发展弹道导弹技术”。

然而实际情况是，目前没有任何日本国内法或国际法规定了日本自卫队的兵力规模上限，也没有规定日本禁止发展什么类型的武器装备。换言之，只要日本坚称其发展军事能力是基于“自卫”，那么哪怕自卫队扩军百万也是防御性质，制造洲际导弹也是自卫性装备（虽然日本没那个本事）。

因此，当前国际社会有必要对日本突破军事能力限制进行反制，其中的重点就在于给日本“划红线”。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讲，虽然为一个特定国家制定国际法性质的文件难以保证其强制力，但却能够给相关国家对日本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进行制裁提供法律依据。这其中的重点，就是推动日本军事能力上限的规范，即以具体的、有档案依据的法条划清“自卫性”和“进攻性”军事力量的红线，而非笼统地规定“日本只能拥有防御性武装力量”。

具体来说，要对日本自卫队的兵力规模和技术装备上限进行明确规定，同时也要明确规定日本禁止发展何种类型的武器装备。

一旦日本试图突破国际法限制，就可以动用法律和外交手段进行反制、为军事斗争争取时间和有利环境，包括在联合国安理会禁止日本拥有理事国席位、对日本发起涉及军事力量发展的专项经济制裁、敦促建立对日本军事力量和军事生产进行国际核查机制等等。这些措施并非能杜绝日本在军事上“向右转”的思潮，但只有让日本在试图突破国际社会对战败国的限制时蒙受实际损失，才能让更多的日本人死了军国主义化这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