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年腊月，北京城里的旧衣铺子出了件怪事。

一件破旧的官袍，标价竟然比两件新袍子还贵好几倍。

各家铺子的破衣烂衫被抢购一空，迟来一步的官员只能买了新袍子，再找人特意打上几块补丁，揉皱、做旧，才敢穿去上朝。

不是这群官员疯了。

是龙椅上那位爷，爱看这个。

道光皇帝爱新觉罗·旻宁，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抠”的一位帝王。

他的龙袍打满了补丁——是真的补丁，不是装饰。膝盖上磨破一块，不舍得换，叫内务府缝几针接着穿。

每天下午四点，让太监出宫买烧饼，买回来凉了硬了，夫妻俩沏壶热茶，啃完就睡，连灯都不点。

皇后过生日请大臣吃饭，一人一碗打卤面就打发了，为此他还心疼——因为杀了两头猪。

省到这份上，皇帝本人是真心的。

问题是，坐在那个位置上，光靠省，不管用。

比这更要命的是另一件事，整个帝国的财政体系，当时正以他完全无法控制的速度向下塌方。

道光年间的盐税，占朝廷岁入的五分之一以上，而仅两淮盐区，历年亏损就高达六千三百万两。

漕运就更是个无底洞了：浙江海盐县，老百姓按定额要交一石粮食，实际上是两石以上。

底下人层层刮油，粮道、运官、漕丁人人有份，条条规矩都有人要伸手要钱。

道光刚一着手整顿陋规，那些坐地分赃的朝廷大员马上给他上眼药，上奏说“陋规古已有之”，这时候强行取缔，等于让整个官僚系统停摆。

一边整顿，一边开捐纳卖官。湖南人胡林翼花了一万两银子，捐了个知府。

道光不是不知道这帮捐班是什么货色，当时就有人上书骂这群人“逢迎必工，贿赂必厚，交结必广，趋避必熟”。

但他没办法。不卖官，财政那个大窟窿，拿什么填？

最大的窟窿正在酝酿，那就是白银外流。

道光三年之前，每年漏出白银数百万两；到了道光十四年之后，这个数字飙到了三千万两以上。

白银哗哗往外流，国内银贵钱贱：老百姓挣的是铜钱，交税却要折合成银子。

银价一路暴涨，朝廷的账面数字是一回事，老百姓身上压的担子是另一回事。各地州县趁火打劫，在钱粮兑换上做手脚，实际征收翻了一倍都不止。

底层民众早就在崩溃的边缘，只是没人敢对皇上把话说透。

后来，那批穿旧袍子上朝的官员里，不少人转身就把家产往租界里存。

而道光皇帝啃了一辈子的凉烧饼，最终还是把大清的病根，原封不动地传给了下一个接盘的人。

说是励精图治，翻开账本一看，全是死结。

坐在那个位置上，能省自己的袍子，却省不掉整个官僚系统，伸进国库的每一只手。

能啃凉烧饼，却挡不住白银像漏沙一样往外淌。

道光当然想当中兴之主，只不过，当一个帝国的窟窿，大到只有靠改天换地才能堵住的时候，一个只会“省”的皇帝，注定只能是补丁上再打补丁。

套用一句老话：方向不对，越省越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