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横跨亚欧非的大帝国到如今的一盘散沙，阿拉伯世界为啥会没落？其实，它的辉煌与没落都与穆圣有关，与蒙古铁骑的外部毁灭有关，是一场由内部僵化与外部摧毁交织而成的完美风暴。 公元6世纪的阿拉伯半岛，穆罕默德带来《古兰经》，这无疑是一场思想与社会革命。在部落仇杀、蒙昧无知的时代，穆圣鼓捣出了一套远超同期许多文明的道德与法律准则： 禁止高利贷，强调社会公正，善待弱势群体，倡导清洁与诚信……这套律法将松散的部落凝聚成强大的文明共同体，可以说，穆圣凭一己之力将阿拉伯从部落时代硬拉到了帝国时代。 穆斯林军队征服并重建了波斯、埃及等古老文明，建立了横跨亚欧非大陆的阿拉伯帝国。巴格达、大马士革、科尔多瓦成为当时世界的知识与财富中心。 此时，伊斯兰充满活力、开放与自信，它汲取了希腊、波斯、印度等文明的养分，在科学、哲学、医学、数学等领域引领世界数百年。但这颗辉煌的文明之星却未能持续闪耀，其核心症结就在于一个深刻的哲学与神学困境： 封印先知教义，默罕默德是最后的先知。这就意味着穆圣之后，没人可再与安拉对话。没人能自称先知去为教义打补丁。即使文明进步足以证明《古兰经》中的错误，也没人敢去更改。 早期，这一教义起到了巩固信仰、杜绝分裂的积极作用，但它也为文明的演进设定了一个无法逾越的终极边界。穆罕默德作为“最后的先知”，意味着神圣的启示就此终结，后人无权对核心教义进行任何根本性的、“与神对话”式的修正。 这与天主教的“圣座无谬原则”形成了尖锐对比。天主教通过树立教皇权威，巧妙地建立了一个动态释经系统，使得教义能够适应科学发展与社会变迁，承认并吸收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和进化论等先进理论和学说。 但伊斯兰教尤其是逊尼派主流，缺乏这样一个中央化的、有权进行终极解释的机构。结果就是诞生于7世纪的《古兰经》被绝对化、永恒化，逐渐与快速变化的世界脱节。 当欧洲经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时，伊斯兰世界在“创制之门关闭”的论调下，思想趋于保守，批判性思维和独立探索空间被严重挤压，以至于当世界文明前进时，伊斯兰一直在原地踏步。 但是，如果将阿拉伯世界的没落完全归咎于宗教内部僵化，无疑是极其片面的，毕竟欧洲在15世纪之前，也同样受制于神权束缚。所以，阿拉伯世界的没落还有一个决定性的外部变量——13世纪蒙古西征的毁灭性打击。 进城之后，蒙古铁骑屠城40天，巴格达人口从百万骤降至不足十万，城市功能完全瘫痪。底格里斯河因尸体堆积而导致船只无法通行，智慧宫数十万册典籍被投入河中焚毁，墨水染黑河水长达半月。 所以，这场浩劫远非普通王朝更迭。征服西亚的早期蒙古军队，其破坏性远大于后来已部分汉化的元朝对南宋的征服。可以说，蒙古人在中亚和西亚实行的是“纯粹的军事种族灭绝”，系统地摧毁了维系文明的核心基础设施。 一是两河流域千年修建的农业灌溉系统被彻底破坏，经济基础彻底崩塌。二是巴格达、撒马尔罕等学术中心被屠城，学者被杀，图书馆被毁，海量知识遗产化为乌有，直接导致了学术传承断层。 三是手工业者、商人、管理者等精英阶层被整体清除，社会退化到以低级农业人口为主的简单形态。 失去了赖以复兴的智力资本和社会财富，伊斯兰文明的“自我更新”能力就基本被废掉了。在这种强大外力重创之下，阿拉伯世界被迫变得更加内向和保守，倾向于从不变的宗教教条中寻求稳定与慰藉，而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内部僵化。 内忧外患之下，步入近现代的阿拉伯世界显得步履蹒跚。以至于它在面对近代性和现代性时，根本就没法适从，导致完美错过第一、第二和第三次工业革命，至今仍以卖油为生。 所以，将阿拉伯没落简单归因于“伊斯兰教”是极其粗暴的，毕竟它是曾经辉煌的源泉。但如果将一切归罪于蒙古人也是逃避，因为其他文明也曾从类似打击中复兴过。 其实，真正的核心就在于“神圣律法的绝对永恒性”与“人类社会历史的流变性”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以及这一矛盾在遭遇外部致命冲击后，所形成的结构性锁死。 阿拉伯世界的未来，并不在于等待一位新的“先知”，而是在于能否从其丰富的传统资源中，重新开启独立理性的精神大门，找到一条既能坚守信仰，又能勇敢拥抱人类共同理性的革新之路。 所以，阿拉伯世界不仅需要一场宗教改革，更需要一场深刻的哲学与文化启蒙。唯有如此，才能解开脱拉伯世界那辉煌而沉重的历史悖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