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外长演讲：印度应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日本指联合国有两大问题。9月28日，外长拉夫罗夫在联大演讲中说：安理会改革问题尤为重要。他呼吁完全通过扩大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代表权来实现民主化。支持印度长期要求的获得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同时俄罗斯也支持巴西成为常任理事国。特朗普和日本首相石破茂就对联合国的作用非常不满。 联合国大会的讲台，历来是国际政治的风向标。 近期，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公开支持印度和巴西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连同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与日本对联合国的尖锐批评，共同勾勒出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的深刻张力。 这些声音并非孤立事件，而是百年变局下国际秩序重构的缩影，其背后交织着历史惯性、现实利益与未来愿景的复杂博弈。 联合国诞生于二战后雅尔塔体系的废墟上，其权力架构深刻烙印着20世纪中期的力量对比。 近八十年来，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已发生颠覆性变化：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非传统安全挑战激增，区域组织作用凸显，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机制仍维持“五常”格局。 这种结构性滞后导致联合国面临“代际断层”——创始机制与21世纪现实需求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 特朗普指责联合国“调停战争不力”，虽带有个人政治动机，却折射出部分成员国对现有多边机制效率的普遍焦虑。 更值得关注的是，俄罗斯作为既得利益者主动提出改革方案，暗示着现有体系已难以完全满足甚至大国的战略需求。 拉夫罗夫强调扩大亚非拉代表权，表面是推进民主化，实则是地缘政治棋盘上的精准落子：通过支持印度、巴西等区域大国，既赢得新兴国家好感，又能在安理会内部构建新的平衡力量。 安理会改革的核心悖论在于：一方面，增加常任理事国席位确能提升代表性，缓解“全球南方”国家长期被边缘化的不满；另一方面，决策机制可能因成员增加而更趋复杂，反而削弱危机应对能力。 日本首相提及的“两大问题”（未明确表述，但可推测涉及决策效率与代表性），恰恰揭示了这一两难困境。 印度成为常任理事国的诉求具有典型性。作为人口第一大国、第五大经济体和重要民主国家，其缺席常任理事国席位确实显失公平。 但若改革仅停留在席位分配层面，而不触及否决权使用规则、非常任理事国参与度等深层机制，则可能陷入“量变未引质变”的陷阱。 更微妙的是，大国对改革的支持往往存在战略考量：俄罗斯支持印度、巴西，与美国对日本、德国的暧昧支持形成默契制衡，改革进程本身已成为大国博弈的延伸战场。 当前联合国改革争论的本质，是全球权力再平衡过程中的过渡期阵痛。 新兴国家寻求与其经济贡献相匹配的话语权，传统大国则试图在变革中维护主导地位。 这种动态博弈在三个维度同步展开： 地理维度上，亚非拉国家要求改变欧美主导的格局。 非洲大陆54国无一常任理事国，阿拉伯世界亦无代表，这种地理失衡削弱了安理会决议的道德权威。 领域维度上，气候变化、网络安全、公共卫生等新兴议题亟需纳入安理会议程，但现有机制仍过度聚焦传统地缘政治冲突。 代际维度上，年轻世代对全球治理的期待已超越主权国家中心模式，更强调公民社会与科技力量的参与。 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呼声的高涨恰与多边主义低迷期重合。 当大国竞争加剧、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时，联合国更容易成为矛盾的宣泄口而非解决方案平台。 这种错位使得改革不再仅是程序调整，更关乎多边主义能否适应新时代的生存考验。 联合国改革正站在历史十字路口。 一条路径是“渐进式进化”，通过有限扩容和程序优化延续现有体系生命力；另一条路径是“创造性解构”，可能催生区域性安全机制部分替代联合国功能，形成多层治理网络。 值得深思的是：如果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扩容至10-15国，否决权制度会走向集体化还是彻底重构？ 当更多大国获得“一票否决”权，全球治理会更民主还是更瘫痪？ 更深层的悬念在于：联合国改革能否超越“席位分配”的零和博弈，真正转向构建面向人类共同命运的治理范式？ 在人工智能重塑国际关系、气候危机超越国界的今天，安理会是否需要从“大国俱乐部”转型为“人类风险应对中枢”？ 这场关乎全球70亿人未来的辩论，才刚刚拉开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