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婉容洗澡时，命令刚来的太监孙耀庭伺候自己，谁知，孙耀庭刚解开她衣服，就突然说道：“奴才肚子痛，无法伺候您了！”然后慌忙跑了出去。 婉容咯咯地笑道：“明明不是男人，还害羞！” 晚清末期，中国社会正处于剧变之中。清王朝虽已覆灭，但紫禁城内仍保留着旧制，溥仪作为名义上的皇帝，继续过着与外界隔绝的生活。婉容出生在北京一个满族贵族家庭，她的父亲是内务府大臣，注重子女教育。她从小接受西方化训练，包括学习英语、弹钢琴和骑自行车，这些经历让她在传统宫廷中显得与众不同。 1922年，16岁的她被选为皇后，通过照片遴选和正式礼仪进入宫中。尽管共和政府已成立多年，宫内仍沿用清朝规矩，皇后地位尊贵却受限。她居住在长春宫，日常活动包括阅读报纸、练习书法和观看电影，但宫廷生活单调乏味，缺乏真正自由。孙耀庭生于1902年，出身天津农村家庭，1911年被父亲阉割以求入宫谋生。1922年，他通过严格审查进入紫禁城，初次任职于内廷，负责侍奉高层人物。作为新人，他需适应严苛的宫规，包括跪地服务和保持沉默。宫中太监数量已减少，但仍扮演关键角色，帮助处理私密事务。婉容作为皇后，有权指挥侍从，这反映出宫廷等级森严的结构。孙耀庭的到来，正值宫内试图维持旧有秩序之际，却也暴露了这种制度的荒谬性。 事件发生在1922年孙耀庭刚入宫不久。当时，宫廷生活仍强调太监在皇后私密场合的辅助作用，这是清代遗留下来的习俗。婉容命令新来的孙耀庭参与侍浴，这属于常规差事，但对初来乍到的他而言充满压力。他刚开始执行任务，便以身体不适为由突然离开，这件事迅速在宫内传开。婉容的反应显示出她对太监身份的认知，她视此为可笑之事，却也凸显了宫廷中人性被扭曲的现实。太监制度源于古代，为防止后宫混乱，但到20世纪已成陈腐遗风。 孙耀庭的举动并非孤例，许多太监在类似情境下会感到不适，因为阉割带来的生理和心理创伤长期存在。他出生贫寒，阉割后曾在家乡休养数年，才有机会入宫。婉容的教育背景让她更具现代意识，她常阅读英文报刊，试图了解外部世界，但宫规限制了她与外界的接触。这次事件虽小，却折射出帝国末期的尴尬：皇后享有特权，却在封闭环境中寻求消遣；太监献身服务，却难以适应角色。宫中老人常议论此事，认为这是新人不谙规矩的表现，但也暴露了制度本身的僵化。孙耀庭后来在回忆中提到，这种经历让他深刻体会到宫廷的冷酷。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溥仪一家被逐出紫禁城。这标志着清室特权的彻底终结。婉容随溥仪移居醇亲王府，后转至天津租界。在天津，她首次体验相对自由的生活，包括穿旗袍、化妆和参加舞会。她还学习开车和抽洋烟，这些变化让她短暂感受到现代气息。但这种自由实为放逐，她与溥仪的婚姻早已名存实亡，两人分居多年。孙耀庭未随出宫，他被遣散，领取少量银两返回家乡，从事农活。 出宫后，他的生活转为平凡，避免了宫廷的纷扰。婉容在天津期间，曾捐助珠宝赈灾，但外界多视之为作秀。她试图融入社会，却常被当作末代皇后的符号看待。1931年，日本扶植溥仪建立伪满洲国，婉容被迫移居长春，重新陷入傀儡角色。表面上她仍是皇后，实际处于软禁状态。鸦片成瘾加剧了她的健康问题，她的精神状态日益恶化，曾多次尝试逃跑，却被抓回关押。关押环境简陋，她在无窗房间中度日，逐渐丧失理智。孙耀庭则在乡间安顿，偶尔回忆宫中往事，但他未再涉足政治。 伪满洲国时期，婉容的生活进一步恶化。她与溥仪关系疏远，曾与侍卫有染，生下一女，但婴儿被立即处置。这加深了她的绝望，导致精神崩溃。1945年，日本战败，伪满崩溃，她被转移至多地，最终落入监狱。1946年，她在吉林延吉监狱去世，年仅39岁，死因包括营养不良和鸦片戒断综合症。她的遗体下落不明，甚至死亡日期也无确切记录。孙耀庭的晚年相对平静，他于1950年代后移居北京一寺庙，担任管理员，直至1996年逝世，享年94岁。 他在生前接受采访，出版回忆录，详述宫廷生活细节，包括与婉容的互动。他认为婉容并非傲慢之人，只是命运多舛。两人的人生轨迹迥异：婉容从尊贵跌落至惨死，孙耀庭从侍从转为普通民众。这反映出时代变迁对个人的冲击，清末制度崩解后，旧有阶层难逃动荡。婉容的教育本可让她适应新社会，却因身份束缚而失败。孙耀庭的阉割虽是悲剧，但出宫后他找到了平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