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傅雷夫妇去世，骨灰却无人认领。一高姓女子冒死领走并妥善安置。多年后，傅雷的儿子找到她想给她报酬，不料，女子提出一个要求，却令所有人都敬佩不已。 1966年9月3号，上海江苏路284弄5号，保姆推开一扇门，当时就吓瘫了。屋里头，著名翻译家傅雷和他的夫人朱梅馥，并排躺在地上，身体还是温的，但人，已经走了。 他们走得极其体面，也极其决绝。为了不弄出太大动静，怕吓着保姆，傅雷特地在地上铺了厚厚的棉被。两个人是踩着凳子上吊的，凳子也没踢翻，是自己慢慢把身体放下去的。 人走了，身后事却成了大麻烦。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傅雷夫妇的骨灰被定性为“自绝于人民”，火化后，连个放的地方都没有，更别提有亲人敢来认领。长子傅聪远在英国，次子傅敏自身难保。两坛孤零零的骨灰，就这么被搁置在殡仪馆的角落里，随时可能被当作无主骨灰处理掉。 时间一天天过去，眼看就要过了认领期限。就在这时候，一个谁也想不到的人出现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姓高，走进了殡仪馆。她跟工作人员说，她是傅雷的“干女儿”，是来领骨灰的。 工作人员一听就愣住了，翻来覆去地盘问。她编了一个听起来还算合理的故事，硬是把手续给办下来了。她捧着那两坛沉甸甸的骨灰，就像捧着两件稀世珍宝，悄悄地离开了。 她把骨灰带回自己家，藏在一个很隐蔽的地方，上面用其他东西盖着。夜深人静的时候，她会悄悄拿出来擦拭，心里念叨着：“傅雷先生，您安息吧。”这一藏，就是十几年。 要理解她，就得先理解傅雷是个什么样的人。 在很多人眼里，傅雷是个严厉到近乎“残暴”的父亲。他对儿子傅聪的管教，简直是军事化管理。傅聪小时候弹琴，稍微有点不专心，傅雷的巴掌就上去了。有一次傅聪一边弹琴一边偷看小人书，被他发现，一巴掌打过去，嘴角都流血了。他甚至会因为儿子吃饭时不好好吃菜，就把菜全收走，让他饿着。 这种“棍棒底下出孝子”的教育方式，今天看来，确实很有问题。但你得知道，傅雷自己，就是这么被打大的。他父亲早逝，母亲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对他的管教，比他对他儿子，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代代相传的创伤，和那种望子成龙的焦虑，拧巴在一起，就成了傅雷性格里最复杂的部分。 但他内心深处，对儿子的爱，又是那么深沉。傅聪去波兰留学后，父子俩天各一方，所有的交流都浓缩在了一封封家书里。在信里，傅雷开始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他不止一次地向儿子道歉，说自己当年打他，是“终身无法弥补的恨事”。那种悔恨和爱，隔着千山万水，都快从纸面上溢出来了。 他是个有风骨的知识分子，翻译巴尔扎克、罗曼罗兰，把那么多西方文学经典带给国人。他正直、孤傲，眼里揉不得沙子。也正是这种性格，让他在那个年代，成了最早被冲击的一批人。 所以，高姑娘敬佩的，正是傅雷的这份风骨和才华。她或许没见过傅雷本人，但她一定读过他的译作，感受过他文字里的力量。在一个黑白颠倒的时代，她用自己微不足道的力量，守护了一个读书人最后的尊严。 这是一种最纯粹的敬意，跟名利、跟关系，没半点瓜葛。 时间一晃，到了1979年。 傅雷平反了，追悼会在北京举行。远在英国的傅聪，也终于回到了阔别21年的故土。兄弟俩重逢，悲喜交加。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找到父母的骨灰，让他们入土为安。 通过多方打听，他们终于找到了那位高姓女子。当傅聪和傅敏站在她面前，深深鞠躬，表达感激之情时，这位已经步入中年的女性，只是淡淡地笑了笑，说：“我只是做了一件我觉得应该做的事。” 傅聪拿出一笔钱，想要重重酬谢她。在那个年代，这笔钱不是个小数目，足以改变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可高姑娘，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傅聪急了，说：“您当年的恩情，我们无论如何都要报答。您要是不收钱，有什么别的要求，尽管提！” 高姑娘沉默了一会儿，抬起头，眼睛亮晶晶地看着傅-聪，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让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随即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敬佩。 她说：“我不要钱。傅聪先生，您是世界闻名的钢琴家。我只有一个要求，我想要一张您演奏会的门票，我想亲耳听听您的琴声。” 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要求。 她守护傅雷夫妇的骨灰十几年，冒着天大的风险，不图任何回报。她想要的，不是物质上的补偿，而是精神上的慰藉。她想听的，不仅仅是一场钢琴演奏会，她想听的，是傅雷先生的儿子，那个在《傅雷家书》里被父亲严厉管教、又被深深疼爱着的孩子，如今弹奏出的生命乐章。 这一刻，她守护的不仅仅是两坛骨灰，她守护的是一种精神的延续，一种文化的传承。她的这个要求，比任何金钱都显得高贵。她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东西，是超越物质的，那就是对知识的敬畏，对风骨的尊崇，和对人性的坚守。 后来，傅雷夫妇的骨灰被安葬在上海。墓碑上，刻着傅雷说过的一句话：“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