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张沛曾说:“选择歌颂光明还是揭露黑暗,这是浩然与莫言最大的区别!光唱赞歌有什么用?莫言这种作家,不是太多,而是太稀缺了!只有经历过六七十年代的人,才理解莫言的不易与苦衷!”有些反对莫言的人认为:“莫言获诺奖是因故意讨好、献媚、贿赂西方世界的结果,他的《生死疲劳》、《蛙》、《檀香刑》等长篇中暴露的是丑的一面,而这正符合西方对中国的固有印象,所以这些作品是专门为诺贝尔文学奖炮制的。” 对此,复旦大学栾梅健认为,莫言挖掘了社会中各种已经存在的各种问题,而西方又对中国的这种举措存在很多歧视和误解。莫言从一个辩证的角度进行了阐述,这样的文学主题是比较受欢迎且客观的,不存在献媚、讨好的问题。 在当代中国文学的灿烂星空中,莫言无疑是最为耀眼的恒星之一。作为首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他以独特的创作风格和深刻的思想内涵,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其作品不仅在国内文坛引发了广泛而深刻的讨论,更在国际上赢得了高度赞誉 ,有力地提升了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版图中的地位。他用魔幻现实主义的笔触,将中国的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紧密融合,构建出一个个充满奇幻色彩却又真实可感的文学世界,让全球读者得以透过他的文字,窥探到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波澜壮阔与民间生活的质朴本真。 莫言的创作生涯横跨数十年,从早期的《红高粱家族》到后来的《丰乳肥臀》《生死疲劳》《蛙》等一系列作品,每一部都像是一部宏大的史诗,展现出他对人性、社会、历史的深刻洞察与反思。在他的笔下,高密东北乡不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成为了承载着无数民间记忆与情感的文学符号,是中国民间文化与精神的象征之地。 然而,在莫言众多令人瞩目的文学成就背后,他对民间表达的关注,犹如一条隐秘而深邃的暗流,贯穿于他的整个创作历程,深刻地影响着他的文学表达与价值取向,也为我们理解他的作品提供了一个独特而重要的视角。这一关注不仅反映了他对民间群体命运的深切关怀,更体现了他试图通过文学创作,打破民间与主流话语之间的隔阂,让那些被历史尘封、被主流声音淹没的民间故事与情感得以倾诉与展现。 在当代文学的发展进程中,民间写作无疑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许多知识分子的民间写作陷入了 “假性失语” 的困境,存在着用 “伪民间话语” 来言说民间世界的问题。从话语言说姿态来看,当代知识分子虽身处广场,内心却向着庙堂,这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前辈有着相似之处。他们站在自认为高于民间的位置,试图为民间代言,却在不知不觉中与真正的底层民间产生了隔阂 。 从具体话语细节方面分析,尽管当代的这些知识分子们确实在很多方面为民间发声做出了努力,但他们的话语与民间自身的原始话语存在着本质区别。处于广场中的精英知识者,由于生活环境、教育背景等因素的限制,距离真正彻底的底层民间始终有着一定的距离。这种距离使得他们为民请命的言语中存在阶层间的隔阂,导致话语出现一定程度的失真。 例如在伤痕文学中,作家们大多以自身的苦难经历为蓝本,控诉、回味着自己所遭受的磨难。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种民间式的反抗,但深入剖析后会发现,其中更多地蕴含着对参与庙堂事务的向往。他们打着民间话语的旗帜,实际上是在为自身的利益服务,真正的民间声音在这种自我表达中被掩盖了。 在众多知识分子陷入 “伪民间话语” 的泥沼时,莫言却犹如一股清流,以其独特的创作理念和姿态,打破了这一困境。他勇敢地摆脱了传统知识分子高高在上的 “广场” 姿态,坚定地以一个置身民间的老百姓的身份进行创作 ,致力于还原民间话语的本来面貌。 在他的观念里,民间话语绝非是被精英知识分子随意改造和利用的工具,而是有着其自身独特的价值和魅力。民间话语具有鲜明的多元性,它既没有一神教的绝对统治,也不带有启蒙哲学那神圣不可侵犯的光环 。在民间话语的世界里,宗教、自然、世俗等多元元素都能成为其价值取向,这种多元性使得民间话语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莫言深知民间话语的这种独特之处,因此在他的创作中,他努力消解精英知识分子那些一厢情愿式的言说。他明白,庙堂和广场上的精英们试图用自己的话语体系来诠释民间,往往只会造成对民间真实声音的遮蔽。而他要做的,就是让民间自己发声,让那些被忽视、被掩盖的民间故事和情感得以真实地展现。 例如在《红高粱家族》中,莫言摒弃了传统知识分子那种对历史事件的宏大叙事和说教式的表达,而是以民间百姓的视角,展现了高密东北乡人民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英勇抗争。在这里,没有那些空洞的口号和抽象的历史概念,只有真实的人物情感、生死挣扎和为了生存与尊严而进行的顽强战斗。通过这种方式,莫言成功地还原了民间话语的本真,让读者感受到了民间力量的质朴与强大 。
北大教授张沛曾说:“选择歌颂光明还是揭露黑暗,这是浩然与莫言最大的区别!光唱赞歌
云端绮梦绘星河
2025-10-03 15:0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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