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党组织派人找到浦安修，向她移交了补发给彭老总的48000元工资稿费这及一些私人物品。浦安修有些犹豫是否接受，来人告诉浦安修：“您和彭总的离婚申请组织上没有批准，您还是彭总的夫人。”这事儿得从1962年说起，当时彭德怀刚经历完庐山会议的批判，浦安修在北京师范大学被要求“划清界限”，无奈提交了离婚报告。可这份报告一层层递到邓小平那儿，他大笔一挥：“家务事，我们不管。”就这样，两人名义上还是夫妻，却在政治风暴中被迫分居。 浦安修拿到这笔钱的时候，已经六十岁了。她心里翻江倒海啊，这笔钱是彭德怀用清白换来的，更是组织对他的平反证明。但她又想起1962年那个寒冷的冬天，彭德怀把一个梨切成两半，说：“我同意离婚，但不吃梨，因为我不愿意分手。你要是信我是清白的，就别吃。”可她当时哭着咬下那口梨，从此两人再没见过面。现在捧着这笔钱，她觉得每一张钞票都带着彭德怀的体温，烫得她手心发颤。 其实这笔钱的分配早有定数。彭德怀生前就嘱咐过侄女彭梅魁：“我死后，给景希珍3000，綦魁英秘书3000，赵凤池司机也得给点，他们跟着我吃苦了。”浦安修把这事儿记得死死的，她先拿出16000元分给这11个曾被彭德怀连累的人。剩下的32000元，她带着彭梅魁去了湖南乌石，在信用社存了10016.2元定期，备注栏写着：“支援乌石学校建校，1981年3月10日取出。”后来这笔钱真的盖起了新校舍，现在叫“彭德怀希望小学”。 还有那两万多块，浦安修也没闲着。她先还了追悼会的借款，又给彭德怀补交了党费，最后剩的四千块，她全部用来支持《彭德怀自述》的编写。这本书后来卖出290多万册，稿费3500元她也没留，全捐给了太行老区的小学。连彭德怀用过的那条打满补丁的褥子，她都捐给了延安革命纪念馆，说：“这比钱更有价值。” 有人说浦安修傻，放着四万八不自己花，全折腾没了。可她心里清楚，这些钱是彭德怀的清白，是他没说完的话。她后来说：“我吃了那个梨，这一辈子都在还债。”现在她走了，但乌石小学的孩子们还在念着彭德怀的名字，延安纪念馆的那条褥子还在诉说着一个元帅的清贫。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