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1977年，吴桂贤主动辞去职务，回到西北国棉厂继续当工人，可就在回到陕西

[太阳]1977年，吴桂贤主动辞去职务，回到西北国棉厂继续当工人，可就在回到陕西的当晚，得知姐妹们上夜班后，她就直奔工厂也要上夜班！ 1977年的秋天，吴桂贤在北京参加完党的十一大后，递交了一份辞职申请，中央领导层并不希望她离开，当时华国锋与胡耀邦都提出安排她到更高层的岗位，甚至建议她出任大城市的副市长或大型国企的副厂长。 这些都意味着稳定的前途，但她并不动心，她只说自己想回到西北国棉厂，和工人一起干活。 这种选择在当时显得格外特别，毕竟她刚刚经历过仕途的顶点，是新中国第一位女性副总理，按照常理，她的下一步可能是更高的舞台。 但她执拗地要求回到咸阳的厂房，哪怕是普通工人都行，李先念在紫光阁接见她时，还特别提醒她你还年轻，要好好工作，她回答得很干脆，过去怎么干，现在也一样，始终把自己看成工人。 返厂当晚，她几乎没有休息，长途颠簸让她身体疲惫，可当听说“赵梦桃小组”在上夜班，她直接换上工装，推门进了车间，那一夜，她坚持挡下四台纺纱机，直到天亮。 她的举动很快传开，厂里人说她是真心回来的，不是做样子，这个故事之所以流传至今，关键在于她用身体力行来切割掉权力光环，把自己的政治履历压在心底，把工人的身份重新放在肩上。 要理解她为何能作出这样的选择，必须回到她的童年，1938年，她出生在河南巩义一个贫穷的农家，家里兄妹众多，父亲常年外出打零工，母亲独自支撑生活。 战乱与灾荒逼得一家人逃到陕西咸阳，她很小就得在铁路边捡煤渣，靠这点零碎补贴家用，贫困让她早早明白，想活得有尊严，只有靠双手。 1951年，十三岁的她听说西北国棉一厂招工，硬是瞒报年龄报名，体重不够，她就在口袋里塞石头，才勉强过了秤。这样的小聪明背后，是求生与求工的迫切心态。 进厂后，她每天穿着白围兜在细纱机前跑动，手指常常被纱线勒破，可正是这种高强度的劳动，让她练就了扎实的技术，几年下来，她凭着勤快与钻劲，成了先进生产者。 她很快被调到赵梦桃小组担任党小组长，那个班组是全国纺织系统的先进典型，她带着工友琢磨办法，用土办法改设备，既省材料又提产量。 1965年，她代表小组在大会上发言，声音洪亮，经验被推广到全行业，厂里看她有潜力，就送她去西北大学学习，1968年，她拿着毕业证回到厂子，开始兼顾技术与管理。 这一段经历让她和工人之间的纽带愈加紧密，她不是书斋里长大的干部，而是车间里爬出来的人，她能在纺纱机前和工友并肩劳作，也能在会议上把生产难题讲得头头是道。 正因为有这种底子，当她后来站上国家最高层，她依旧没有忘记自己从哪里出发，工人的身份是她的起点，也是她晚年主动回归的落脚点。 从工人到高层领导，她的晋升速度几乎让人目不暇接，1968年后，她先后担任西北国棉厂革委会主任、咸阳市革委会副主任，再到陕西省委副书记，这个过程不仅仅是职务的更替，更意味着她逐渐被推上国家政治舞台。 1973年，她在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上，以最高票数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当时年仅三十五岁，这在党史上极为少见。 1975年，她又被推举为国务院副总理，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性副总理，同时也是最年轻的一位，她的工作分工十分明确，负责恢复全国总工会和全国妇联的运作，长期奔波在各地调研，为工人和妇女群体解决实际问题。 尽管身居高位，她依然坚持按照工人工资标准生活，每月仅67.2元，继续维持那种简朴的节奏。 在中央任职的几年里，她保持了下基层的习惯，她常常在工厂里脱下皮鞋，换上工装钻进车间，对于她而言，政治地位再高，也不能切断和普通工人的联系。 正因如此，她在北京的办公桌上放的不是精致的摆件，而是一摞来自纺织厂的样品，她似乎始终提醒自己，权力并非终点，而是责任的另一种形式。 这种仕途的飞升，固然与特殊年代的政治安排相关，但若没有她坚实的工人背景和一贯的劳模形象，也不可能得到这种重用。 1988年，她迎来人生的另一个转折点，那时深圳与香港合作办厂，她受邀出任副总经理，起初她犹豫，觉得自己年纪大了，但在丈夫的鼓励下，她毅然南下。 没想到，她在深圳干得有声有色。她带回陕西两百名技术骨干，提升了厂子的生产力，她还亲自跑新疆九次采购坯布，确保生产链稳定。 很快，她被提升为董事长兼总经理，带领企业产品出口创汇，成了当地的纳税大户。 她并没有停步于此，退休后，她主动挑起公益事业的担子，她发起了桂贤教育扶贫基金，帮助贫困孩子完成学业，还带头成立深圳市振兴陕西促进会，把招商引资和文化交流引入陕西。 2010年，她又担任广东省扶贫开发协会主席，经常奔走于山区，为修学校、发物资而四处呼吁，即便年纪大了，她仍坚持一线，亲自参与到每一个细节中。 （信息来源：百度百科--吴桂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