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正文晚年在接受日本NHK采访时，罕见地流露出对吴石案的复杂情感。他坦言："吴石案是我一辈子最重的包袱"，并承认在审讯过程中"低估了他的意志力"。当被问及是否后悔时，他沉默良久后说："干这一行就是押大小，输家没资格抱怨。"这种矛盾心理在其未完成的手稿《吴石案补遗》中尤为明显，三页空白纸上仅写着："我输了，输在太相信眼睛。" 谷正文一辈子抓过无数共产党人，手段狠辣，心思缜密，自诩“一眼就能看穿对手”。可吴石不一样，这个人从头到尾都让他看不透。 吴石是国民党军界公认的才子，保定军校第一名，日本陆军大学双料第一，懂军事、懂外语、能文能武，连蒋介石都曾多次召见他听取战局分析。 他在军中人脉极广，桃李满天下，陈诚、周至柔这些高层将领都曾是他的学生。 这样一个人，谁能想到他竟是中共安插在国民党内部最高级别的卧底？ 谷正文一开始也不信。他查案靠的是证据和逻辑，但吴石这个人，表面干净得像一张白纸。 直到朱枫被捕，搜出那张吴石亲笔签发的特别通行证，案子才真正浮出水面。 这张通行证成了铁证，也成了压垮吴石的最后一根稻草。 但让谷正文真正感到震撼的，是吴石在狱中的表现。 没有求饶，没有辩解，只在临刑前写下那首诗：“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 字字平静，却重如千钧。这种从容，不是装出来的，是信念支撑的。 谷正文后来回忆，他审过那么多共谍，有的撑不住刑讯，有的靠狡辩拖延时间，可吴石从被捕到就义，始终没有一句多余的话。 他不是不知道后果，而是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 相比之下，蔡孝乾的叛变就显得格外刺眼。 这个台湾省工委书记，第一次被捕后居然逃了出来，可没几天就因贪图享乐，在西餐厅露面被重新抓回。 第二次，他直接供出上千人名单，导致整个地下党组织被连根拔起。 谷正文靠这张名单立了大功，可他心里清楚，真正难缠的不是蔡孝乾，而是吴石。 吴石的忠诚，不是靠组织关系维系的，而是源于他对国民党腐败的彻底失望。 抗战时期，他亲眼看着蒋介石为打压异己，宁可放弃湘桂防线，导致百姓流离失所。 他曾在部下面前痛心疾首地说：“国民党没救了。” 这种失望，最终转化成了对另一种道路的认同。 他不是为了钱，也不是为了权，而是为了一个他相信会更好的中国。 而谷正文，恰恰是站在这个信念的对立面。 他早年也曾是北大学生，参加过抗日宣传队，和荣高棠、张瑞芳这些后来的共产党人一起演过戏。 他甚至暗恋过张瑞芳，跟着剧团南下，只为能多看她一眼。 可后来他选择了另一条路——加入军统，成为戴笠手下的一员。 他不是不知道理想是什么，而是选择了现实。 他信奉的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在他眼里，特务工作不是杀人，而是一种“必要的恶”。 他策划过“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案，试图暗杀周恩来；他在北平市长何思源家放炸弹，结果炸死了对方的女儿；他晚年还声称邓丽君是间谍，甚至公开说李登辉曾是共产党。 他一生都在搅动风云，可唯独对吴石，他始终无法用“敌人”这个词来定义。 或许是因为吴石和他一样，都是读书人出身，都曾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挣扎。 只是吴石选择了信仰，而他选择了权力。 吴石赴死时57岁，谷正文活到了97岁。 一个早早倒在刑场，一个在台北的永康街住了几十年，写回忆录，上电视，口无遮拦地谈论过去的“战果”。 可活得久，不代表心里就轻松。 他家里养着狼狗，墙上凿着狗洞，床因漏水而挪位也不修，吃饭时坦然吃别人剩下的饭菜。 这些怪癖，像是一个老人对世界的疏离。 他晚年常说“我不能回去”，因为“台湾的共产党是我肃清的”。 这句话听起来像在炫耀，可更像是一种自我放逐。 他知道自己回不去了，不只是地理上的，更是精神上的。 吴石临终前说：“台湾大陆都是一家人，这是血脉民心。”这句话，谷正文大概听到了，但听不懂。 他一辈子都在抓“叛徒”，却没想过，有些人背叛的不是组织，而是腐朽的体制。 吴石留在大陆的子女后来都成了国家栋梁，而谷正文的儿女大多远走美国，逢年过节才回来看他一眼。 他最后的日子，是干女儿在照顾。 他活得太久，久到看尽了时代的变迁，也看清楚了自己当年的选择意味着什么。 2007年，谷正文在台北去世。 他没等到吴石夫妇的骨灰被迁回大陆合葬的那一天。 那块刻着“凭将一掬丹心在”的墓碑，静静地立在北京的福田公墓。 而谷正文的名字，留在了无数争议与血案之中。 历史不会轻易原谅，但总会给出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