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再听曹德旺的这段话真是令人深思！他说：“经常往来美国，发现美国的明星不带货，因为明星属于高收入人群，不去抢底层人群的饭碗，让底层人也能有口饭吃；而中国就不一样了，大小明星、经济学家、企业家，全都带货，把影响力发挥到极致，简直是荒唐！” 2019年到2022年，中国迎来了直播电商的狂飙期，2022年，行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平台主播数量超过百万，头部主播单场销售额动辄过亿。 表面上是商业模式的革新，实则是一场流量与金钱的狂欢，而在这股浪潮中，明星、经济学家甚至企业家也纷纷下场，从“人设”变“货架”，从“偶像”变“主播”，在屏幕前卖力吆喝。 曹德旺的这番话，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说出的。 他既不是吃不到葡萄的“冷眼旁观者”，也不是站在道德高地空喊口号的理想主义者，他是一个真正走出去、看过世界的企业家。 早在2014年，他就投资超过10亿美元，在美国俄亥俄州建立了福耀玻璃工厂，成为当时中国制造业对美投资最大的一笔。 他在当地招工、建厂、应对工会、面对媒体，亲身经历了中美之间在商业、文化、社会责任等方面的巨大差异。 “我在美国十几年，没看到哪个明星出来直播卖货。” 他在一次访谈中说，“他们有属于自己的职业、领域和尊严。高收入群体不会去抢普通人的生意。他们知道影响力意味着责任。” 一种潜在的“社会契约”在运行：影响力是稀缺资源，越顶层的人越要自我克制，不去挤压底层生存空间。 但在中国，这种契约似乎正在被打破。 2020年，某知名演员在某平台直播卖货，一晚成交额3.2亿，引发全网刷屏，与此同时，数以万计的中小主播苦苦挣扎在几百观看量的冷清直播间，很多人甚至连平台的最低提现门槛都达不到。 “明星带货”成了一个经济现象，也成了一个社会问题。 可以说他们是市场自由的践行者，但也不能否认其中存在的“虹吸效应”——流量聚集在头部，资源越分越少，底层空间被极度挤压。 2023年，一位名叫林涛的农村主播，在短视频平台上坚持直播带货三年，最终因为明星主播的“团购价”把他的主要货源彻底压垮，不得不关掉摄像头，回老家种地。 他在社交平台留下最后一句话：“不是我干不过，是我连起跑线都没摸到。” 这不是个例，而是趋势，而这个趋势，正是曹德旺所说的“荒唐”。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股风潮已经从娱乐圈蔓延到了学术圈、财经圈。 某位曾在央视财经栏目担任嘉宾的经济学家，2024年开始在多个平台直播推荐基金、理财产品，单场销售额数千万元，评论区却充满“被割韭菜”的控诉。 而他曾在课堂上讲授“理性投资”与“风险意识”，如今却在直播间以“限时抢购”催促下单。 这不是简单的“自由选择”，而是一场结构性的侵蚀，一个社会的公共角色，理应承担一定的责任。 在国外，明星、学者、企业家是有“边界感”的，他们知道自己代表的不只是个人，更是某种社会符号；而在国内，这种边界被流量打破，人人都想变现，人人都想站到摄像头前。 曹德旺没有带货，也从不借流量炒作，他说：“我穷过，知道穷人的苦。我挣的钱，不能拿去再把穷人的机会抢走。” 从1983年创办福耀玻璃以来，他累计捐款超过260亿元，超过其个人净资产的一半。 2008年汶川地震，他捐出3亿元；2020年疫情爆发，他紧急捐款1亿现金，并捐出大量医疗物资；2021年，他宣布捐出3亿股福耀股票，成立河仁慈善基金会，开启“股权慈善”新模式。 2022年，他又宣布捐资100亿元，创办福耀科技大学，计划2025年正式招生。这所大学将不设高楼、不搞形式主义，而是“小而精”，专注解决“卡脖子”技术难题。 教授年薪百万，学生择优录取，完全公益化。 他说：“我们要培养能做事的人，不是能考试的人。” 这一切行为，和他对“明星带货”的批评，是一脉相承的。 他反对的不是商业行为，而是漠视社会责任的逐利冲动，他不反对赚钱，而是反对“与民争利”的底层逻辑。 曹德旺的言论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讨论，有人支持，称他“敢讲真话”；也有人反对，认为“带货是自由”。 但更多人，在沉默中开始反思：当所有人都在带货，那谁来做事？当所有人都在赚快钱，那谁来扛住长远？ 2024年，国家市场监管局加大了对直播电商的监管力度，虚假宣传、数据造假、售后失责等问题被严查。 与此同时，一些明星开始尝试“公益带货”，帮助农民卖滞销农产品，不收坑位费，不提佣金，这些行为，不再只是变现，而是回馈。 如今再听曹德旺的这段话，尤为深刻，提醒人们的不只是一个行业的乱象，而是整个社会在流量面前的集体迷失。 当所有人都在追逐热度，他选择冷静思考；当所有人都在变现影响力，他选择承担社会责任，这种反差，就是他话语的分量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