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小妾除了满足丈夫的生理需求和生孩子以外，还有另一个变态的作用，是后来有人无意间听长辈说漏嘴才知道的，说那时候小妾有时候是可以被“送出去”的，怎么说呢，像是一种交换。 在许多老人口中，曾有这样一句话：“小妾，不光是给自己用的，还能送出去。” 听起来荒唐，却又带着几分暧昧。有人说，旧时有钱人家，小妾除了服侍丈夫、生孩子，还能在特定场合“被送出”，像礼物一样，去稳一门交情、换一桩生意。 可问题是——真有这种事吗？ 古代社会确实存在妻妾制度。正妻掌家，小妾服侍。但“被送出去”这几个字，却让人心头发凉。它暗示着一种人身的流通，一种把女性当作“可转让财产”的逻辑。 要想弄清这件事，得先回到那个制度的根。因为“小妾”这个词，不只是情感的符号，它是一条深嵌在法律与礼教里的身份界线。 在宗法社会，女人的命运取决于她在家里的“名分”。正妻，是“明媒正娶”，受礼法保护。她有名、有字、有庙号。妾，没有。她的名字常常不进族谱，也不上祠堂。 《唐律》《明律》《清律》里都没有专门规范妾的独立权利。她不算“主妇”，更像是附属于家主的从属。简单说，她不是家庭成员，而是家庭财产的一部分。 因此，买妾、赐妾、纳妾，都有明确的交易形式。宋元之后，“买妾契”在民间广泛存在——写明银两、身价、年纪、出身。买入后，女子就从“人家之女”变成“某家之妾”。 但——也要注意一点：法律上从未承认妾可以被任意“交换”或“赠送”。妾属于私人财产范畴，但她仍被当做人对待，有身份记录、有户籍、有名份。把人随意“送人”，理论上等同“卖人”，即“贩婢”，在不少朝代都触犯律条。 可是，现实比律法复杂。家法、礼教、地方习俗常常凌驾于法律之上。那时的妾，不仅仅是一段情感关系，更是家族经济与权力结构的一部分。 在史书之外，确实有零星的文字，写过“妾被送人”的事。 明清文人笔记里，常有这样的片段：某人好马，愿以妾易之；某士赠妾于友，以谢救命之恩。这些故事一再出现，但多半出自笔记、小说、野史，真假难辨。 冯梦龙在《情史类略》中记过“以妾换马”的故事，说苏轼曾将爱妾赠人，换得宝马。听起来颇有“风流名士”的意味，但考据学者早就指出：这是传闻，没有一丝实据。 那时的“妾”，更多被当作文人逸事中的“符号”——象征财富、权势、男子风雅的附属。然而，文学的夸张往往掩盖了现实的残酷。 在清代一些地方档案中，确实能看到“卖妾”“典妾”“放妾”的契约。尤其是“典”这个字——意思是暂时抵押。贫困人家若急需银两，可能会“典出妾室”或“借妻借妾”，约定年限，期满赎回。 这种制度在民间被称为“典妻”“典妾”，是一种带有强烈功利性的交易。女子被写进契纸，价格清楚，甚至标明“若赎不回，永归他家”。 这不是主流现象，但确实存在于底层社会的经济压迫中。 更极端的，还有所谓“借妻生子”“出妾换利”。在地方志、民俗笔记中有寥寥数例，通常发生在家族血脉衰微、急需继嗣的情况下。 女人在这里不再是情感对象，而是血脉工具。 所以，当后人听说“小妾被送出去”，其实是这些边缘现象的残影。它并非一种社会制度，更像是在特定情境下的社会裂缝——贫穷、债务、权力，让人命变得可以交易。 从法律角度看，古代的妾不能随意转让。 但从社会运作上，她们的命运常常不由自己。 妾的身份在家庭中是模糊的。她被称为“侍”，与婢女相邻，但又肩负生育责任。她可以被休、被放、被赐，也可能在主母死后被逐。 家法和地方习惯成了法律的替代。 有些家族会在家规里写明：“主母可遣妾出”；“家贫可卖妾为奴”；甚至“妾无子可逐”。 这种“可处分”的逻辑，构成了所谓“可被送出”的心理基础。 但多数情况下，“送出去”并不意味着公开交易。它可能是一种礼物——比如家主将妾赠与贵人，以示感激；也可能是政治姿态——赐妾给下属、幕僚，以示赏赐； 或者是家庭调度——主母不容，妾被转至旁支。这些行为没有法律程序，属于“私域操作”。官方史书不会记载，妇人也无从发声。 而一旦流言成型，就会被后人误以为是普遍制度。在现实中，妾的结局多是沉默。 她们被写进契约，被划进账册，被抹掉名字。她们的身体、情感、命运，都不在自己手里。所以，与其说“妾被送出去”，不如说——她从未真正“属于”过自己。 为什么这种传说能流传至今？因为它带着一种“古代黑暗”的刺激感。现代人听到“交换”“赠送”，容易想象成一种集体变态的制度。但事实是：那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只能存在于极端个案中。 没有朝代、没有法律、也没有家规允许一个女人被公开“交换”作为人情。我们在史料中看到的，是一种更隐蔽、更漫长的压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