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开封市委书记戴季英，自恃功高，向毛主席要官做，希望担任省委书记，毛主席气道：“开除党籍，永不启用！” 1952年，一封来自河南的信件送到毛主席案头。写信人是开封市委书记戴季英，黄麻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红二十五军的老资格。可主席看完信后勃然大怒，当即批示八个字震动全党。这位从枪林弹雨中走出的革命功臣，究竟在信里写了什么？ 说起戴季英这个名字，很多人可能不太熟悉。但在革命年代，他确实是响当当的人物。1906年出生在湖北黄安，也就是后来的红安县，那可是出了两百多位将军的地方。戴家满门投身革命，除了戴季英，其他四个兄弟全部为革命牺牲。 1927年11月，21岁的戴季英参与领导了黄麻起义，担任七里区农民义勇队总指挥。那次起义打响了鄂豫皖地区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后来走出了红四方面军这支主力部队。起义成功后，戴季英先后担任县委书记、红七军党委委员，参与创建鄂豫皖根据地，战功确实不小。 1932年，戴季英任红二十五军七十四师政委。到了1933年，他升任红二十五军政委，成为坚持鄂豫皖根据地斗争的重要领导人。那时候红二十五军发展到1万多人，在他指挥下打了不少胜仗。 可就在这期间，戴季英犯下了严重错误。1931年鄂豫皖苏区开展肃反运动，当时戴季英在保卫局担任审讯科长。为了表明自己的革命坚定性，他大搞”逼供信”，错杀了许多无辜的红军将士。有一次，他把第74师220团的政委、参谋长等49名干部全抓起来。时任副军长的徐海东问他为什么没有证据就杀人，戴季英振振有词地说：“没有口供，正好证明他是反革命坚决分子。”这49人最后全被杀害。 1935年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后，戴季英又把这套做法带到了陕北根据地。他担任保卫局长，竟然把陕北红军创始人刘志丹、高岗等人都抓了起来。幸亏中央红军及时赶到，毛主席发急电制止，才救下了这些人。事后中央给了戴季英最后警告处分，考虑到他参加革命多年，从轻处理了。 抗战爆发后，党组织继续使用戴季英。他担任新四军第四支队副司令员、政委，与日军作战数百次，也打出了不少战果。1940年他还作为新四军代表参加了党的七大。1944年，他被派往河南担任河南区党委书记，在抗战和解放战争中继续发挥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戴季英被任命为河南省委常委兼开封市委书记。当时开封是河南省会，这个职务按理说也不算低。但戴季英不这么想。他觉得自己1944年就当过河南区党委书记，相当于省委书记的级别，现在反而降职了，这不合理。再看看河南省委书记张玺，战争年代的资历和职务都不如自己，凭什么现在成了自己的上级？ 戴季英心里越来越不平衡。他不听省委指挥，多次公开发表与省委相左的意见，在干部会上说省委领导是左派，倚老卖老，自我标榜。省委与他的矛盾越来越尖锐。 1951年底，戴季英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给中央和毛主席写信要官。他在信里攻击河南省委领导，列举自己的战功，直接要求担任中央委员和河南省委书记。 这封信送到毛主席手里，后果可想而知。主席向来最反感跑官要官的行为，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反复强调要警惕糖衣炮弹，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作风。戴季英这种拿革命功劳当资本、把党的职务当交易筹码的做法，完全违背了党的原则。 毛主席看完信后大为震怒，当即批示：“共产党不需要戴季英这样的高级干部。这样的人，应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永不启用！” 1952年2月12日，河南省委作出开除戴季英党籍、公职的决定。2月2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这份决定，列出他的四大错误：政治上严重无组织无纪律、组织上搞宗派活动、思想上自私自利唯我独尊、压制民主抵抗三反运动。 1955年，毛主席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再次点名批评戴季英，把他与陈独秀、张国焘等人并列，称为”不可救药的极少数”。1960年，戴季英被判刑15年。 后来，包括郭述申、韩先楚、周世忠等一批红二十五军的老同志通过各种途径为戴季英说话，希望组织能给他一个安度晚年的机会。1982年，戴季英被解除监视，搬进了河南省委北院居住。1984年4月，经中央批准，戴季英恢复了党籍和省级干部待遇。 1997年11月29日，戴季英在郑州病逝，享年92岁。临终前他对子女说：“我错了，我应该认识到，没有我党就没有我戴季英。可惜，我醒悟得太迟了。” 戴季英的一生，有功也有过。功劳是实打实的，错误也是深刻的。从黄麻起义的风云人物到被开除党籍，这个教训值得深思。您怎么看待功臣与职务的关系？欢迎留言分享您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