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北大才女王承书吃完饭后，像往常一样去了实验室。谁知这一走，却像人间蒸发了一般，丈夫因找不到她，差点翻遍了北京城。10多年后，儿子打开门，发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定睛一看，却是消失了多年的母亲。 那时候，王承书在北京大学当物理教授，有一天吃完饭，她跟丈夫张文裕说要去实验室，然后就走了，谁也没想到，她这一走，就像从世界上消失了一样。 张文裕到处找，亲戚朋友都问遍了，但谁也不知道她去了哪儿，家里就剩下他和年幼的儿子，日子一天天过，可王承书却一点消息都没有。 王承书不是个普通人，她上学的时候就特别厉害，是燕京大学物理系唯一的女生，毕业还是第一名，后来去了美国留学，在物理学界都搞出了名堂。 按理说，她完全可以在美国过很好的生活，但新中国一成立，她就跟丈夫说得回国，当时美国人拦着不让他们走，怕他们带走技术，但他们还是想尽办法，把好几百公斤的书和资料先寄了回来，然后自己也回了国。 回国以后，她本来在研究热核聚变，也干得挺好，可没过几年，国家有个更急、也更秘密的任务，钱三强找到了她，希望她能去搞原子能，具体就是分离铀同位素。 这活儿是造原子弹最关键的一步，干这个就得隐姓埋名，不能跟家里联系，王承书没多想就答应了，说了一句“我愿意”。 然后她就悄悄地走了，没跟丈夫儿子告别，从家里彻底消失了，她去的地方，是西北戈壁滩上一个秘密工厂，地图上都找不到。 到了那儿，她不再是北大教授王承书，只有一个代号“王工”，那地方条件差得不行，住的是漏风的帐篷，喝的是咸得发苦的水。 冬天冷得墨水都能结冰，夏天太阳能把铁皮晒得烫手，她和同事们手里没有先进的计算机，就靠几台手摇计算机和算盘，一天到晚地算数据。 她是厂里唯一的女专家，年纪也比较大，同事们只觉得这个“王工”干活特别拼命，但不知道她身体其实很不好，她鼻子有老毛病，在戈壁滩那种干燥天气里老是流鼻血。 有一次，她鼻血流个不停，就用棉花把鼻孔塞住，血都把计算的稿纸给染红了，可她手里的算盘还是没停。 连续几十个小时不睡觉是常事，有时候累得直接就晕倒在实验室里，可她醒过来第一件事，不是关心自己身体，而是问计算结果有没有问题。 那些年，她最难受的就是想家，她不能写信，也不能打电话，只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拿出儿子小时候的照片看一看。 她把对家人的想念和亏欠，全都压在心里，变成了工作的动力，她想的是，自己早一天把任务干完，国家就早一天安全。 在北京的家里，她丈夫张文裕一个人撑着，他既要搞自己的研究，又要带孩子，儿子老问妈妈去哪了，他也只能说，妈妈在一个很远的地方，干一件很重要的事。 儿子慢慢长大了，也就不再天天盼着妈妈回来，他好像明白了妈妈的工作很特殊，他在作文里写过一句话：“我的妈妈是国家机密。”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炸响了，全国人都高兴得不行，但王承书和她的同事们还在戈壁滩上，继续干她们的工作。 直到1978年，她负责的所有任务都完成了，才被允许回家，这个时候，离她当初离开家，已经过去了整整十七年。 当她推开家门，当年那个小男孩已经长成一个大小伙子了，而她自己，也从一个有名的科学家，变成了一个头发全白的老人。 这十七年，她没能陪着儿子长大，也没能跟丈夫在一起，她把一个女人最好的年华，都给了戈壁滩上的风沙。 王承书这辈子都很低调，她回来以后，从来不跟人说自己立了多大功，晚年的时候，她把自己的钱都捐给了希望工程和国家，连遗体都捐了出去。 她用一辈子，守住了当初那句“我愿意”的承诺，我们现在的生活很安稳，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但很少有人知道，我们今天能这样，是因为过去有像王承书这样的一群人。 他们为了国家，把自己的名字、家庭、甚至一辈子都付出了，这些人的故事，我们不应该忘记。 信源：中国青年网2021-08-31——中国核事业耀眼的女性！她被认为能获诺贝尔奖，一生说了三次“我愿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