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杜聿明重病，郭汝瑰前去探望：“你明知我是共产党，为什么不揭发我呢？”杜聿明闻言，苦笑一声：“我揭发了，但蒋介石不信啊！ 早在淮海战役打响前，杜聿明就觉得郭汝瑰不对劲。这位国防部作战厅厅长手里攥着全军的作战命脉，每次拿出来的计划都漂亮得能当教科书，兵力部署、后勤保障、进攻路线写得滴水不漏，连美军顾问团都夸周密。 可真到了战场上，这些计划就全成了坑人的套——要么关键节点的援军迟迟不到，要么弹药补给卡在路上，要么看似安全的撤退路线正好撞进解放军的包围圈。 杜聿明在前线拼得头破血流，回头一看全是郭汝瑰“完美计划”里的陷阱，能不怀疑吗？ 他私下里跟顾祝同喊过，说郭汝瑰不能当作战厅厅长，这人不对劲。 可顾祝同眼皮都不抬，说郭汝瑰跟了他一年多，忠实得很，办事也利落，骂杜聿明疑神疑鬼。 后来杜聿明实在忍不住，趁着蒋介石开会的间隙，拉着蒋进小会议室密谈，直截了当地说“郭汝瑰是共产党”。 蒋介石当时就愣了，追问他有啥证据，杜聿明憋得脸通红，说自己在国民党里算清廉的，可郭汝瑰比他还过分，不好女色不贪财，家里沙发都打补丁。 这话一出口，蒋介石反倒火了，劈头盖脸骂他：“照你这么说，不贪财好色就不是党国的人了？难道我手下全是捞钱的货色？” 杜聿明当场就哑了——他没法接话，因为蒋介石说的这话，戳破了国民党最遮羞的底：那会儿国民党高官里，不贪不占的才是异类，贪腐反倒成了“正常”。 蒋介石自己心里门儿清，只是不愿承认，更不愿因为“清廉”这种虚无缥缈的理由，动自己重用的作战厅厅长。 其实蒋介石不信，根子在他用人的那套逻辑里，郭汝瑰是黄埔五期的优等生，早年还救过蒋介石的命，被蒋亲自点为侍从副官，胸前挂着黄埔精英才有的“中正剑”，家里摆着蒋手书的“精忠报国”，这在蒋介石眼里就是“自己人”的铁证。 更关键的是，郭汝瑰是陈诚“土木系”的核心人物，而陈诚是蒋介石最信任的嫡系，顾祝同又处处护着他。 国民党里派系斗争比战场还激烈，杜聿明属于另一派，蒋介石下意识就觉得，杜聿明揭发郭汝瑰是派系倾轧，是为了抢兵权、排除异己。 他宁可信自己人圈子里的“红人”，也不信前线将领的实战直觉。 郭汝瑰自己也把伪装做到了极致。他从不参加应酬宴会，不跟人拉帮结派，每天埋头在作战地图里，连私人信件都不写，把自己打造成“纯粹的军人”。 蒋介石要的就是这种“听话、能干、不惹事”的官员，郭汝瑰精准地踩中了他的喜好。 更妙的是，郭汝瑰递上去的计划，表面看全是为了“保住国民党江山”，比如“守江必守淮”的部署，听起来天衣无缝，可他早把关键情报捅给了解放军，甚至故意漏掉防御要塞的坐标。 等国民党军队按照计划行动，才发现处处被动，可这账算来算去，都算不到“完美计划”的制定者头上，只会怪前线将领执行力不行。 杜聿明后来被俘，直到特赦都憋着这口气。他不是没证据，是他的证据在蒋介石眼里“不算证据”。 在国民党的体系里，清廉成了“通共”的嫌疑，实战经验抵不过派系背景，前线将领的警告比不上核心圈子的“忠诚表演”。 蒋介石到最后都没明白，他丢的不是一场战役，是整个政权的根基——当一个政府只能靠贪腐维系内部关系，靠派系判断忠诚，靠表面文章制定战略，就算没有郭汝瑰，也会有别人给它致命一击。 1981年那间病房里，杜聿明的苦笑里藏着太多东西，他揭发过，抗争过，可对着烂到根儿的国民党，对着刚愎自用的蒋介石，一切都是徒劳。 郭汝瑰的潜伏能成功，从来不是因为他多“高明”，而是因为国民党自己给了他可乘之机——当浑浊成为常态，清白就成了原罪；当派系凌驾于国事，忠诚就成了表演。 蒋介石不信杜聿明，本质上是不信自己的政权已经腐朽到容不下一句真话，这才是最讽刺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