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被特赦后，第一份工作: 在北京植物园上班，一个月工资60元。 溥仪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候就是被特赦后的平民生活，靠自己的劳动赚钱，没有性命之忧。国家还给他发房子，还有工作，已经很优待了。 溥仪那会刚从牢笼里放出来，国家也没亏待他，毕竟他悔过得挺诚恳。 起初，北京市民政局琢磨着把他搁在故宫干点活儿，周总理一听就摆手，说不成，那地方游客成堆，个个冲着“皇上”来瞧热闹，准得把溥仪整得心烦意乱。 索性就把他安排到香山植物园，那地方安静，空气新鲜，远离那些闲言碎语。 在植物园的日子，溥仪过得有板有眼，可也磕磕绊绊。半天抡锄头干活，半天学点园艺技巧，周日能歇口气，每两周回趟城里，爱逛哪儿逛哪儿。 要是手头紧，国家还给点补贴，总不能让前皇帝太寒酸不是。 头一个月工资到手，他就买了棉花和被面，找同事帮着缝了床紫花面的新被子。这玩意儿对他来说，可不是小事，以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这是他头回用自家挣的钱换来的东西，盖着它睡觉，感觉连那神经衰弱的毛病都轻了，夜里睡得香甜多了。 说白了，这么一闹腾，他心里头总算踏实下来，从皇帝的梦里醒了，变成个实打实的公民。 不过话说回来，皇帝当久了，生活自理那叫一个差劲，溥仪没少闹笑话。 一次出门，扣子系得东倒西歪，衣襟斜得像喝多了酒似的，让人瞧见直想乐。 还有回，衣服前摆塞裤子里，后摆却在外面晃荡，活像个马虎大意的汉子。衣服脏了，他也不会洗，就用水冲冲，搓不干净。别人教他用手揉，他倒好，使劲儿搓一个地方，结果把布料搓破了个洞，同事们笑他是个大力士。 这些小插曲，听着尴尬，可也让他慢慢适应了这种接地气的日子，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样子。 更绝的是回城那档子事儿，植物园边上住着些旗人，嘴快得很，没多久就传开了，说溥仪在那儿干活。 两周一次坐公交，从四王府村的车站上车，本来挺平常。 结果那天，他刚到站台，一帮旗人呼啦啦跪下，高喊“皇上”。溥仪脸都绿了，冲他们吼：解放这么多年了，还来这套！说完挤开人群就跑了。这事儿一出，显出有些人脑子里还塞着旧东西，可溥仪呢，经过那么多年改造，早把皇帝的帽子甩得远远的，彻底当自己是新中国的一员了。 这样的转变，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真得下功夫，由奢入俭难啊，正像司马光那句老话，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溥仪这辈子算是活生生的例子。 回过头说说溥仪的来路，那一生坎坷得像过山车。 辛亥革命一闹，清帝退位，他就孤零零在紫禁城里守着空荡荡的宫殿，日子过得寡淡。日本人入侵，占了紫禁城，他被迫跑到东北，当了伪满洲国的皇帝，那不过是日本人手里的傀儡，表面风光，里头苦涩。 没想到坐没多久，苏联红军对日宣战，他又逃到通化，皇帝梦碎得七零八落。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溥仪第二天就识相退位，可第二天想从沈阳机场溜到日本去，结果被苏联红军逮住，关进伯力市的收容所，过上五年清苦日子。 新中国一成立，溥仪被遣回国，先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后转哈尔滨，还在铅笔厂干劳改。一直熬到1959年底，第十年头，国家特赦了他，从皇帝变公民，这转变来得不容易，可也让他尝到劳动的滋味。 想想那些年，从紫禁城的奢华，到东北的傀儡生涯，再到苏联的改造营，溥仪的命途多舛，让人不由得叹口气。 幸好新中国给了他机会，让他从头来过，不像那些老皇帝，下场惨得没法说。 植物园干了一年，溥仪又换了地方。 1961年2月18日，他和杜聿明他们一块儿去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当文史专员。工资从每月60元涨到100元，他乐坏了，觉得劳动总算没白费，可又犯愁，不知道干啥好。 自打写了《我的前半生》，他觉得自己没啥可写的了，城里住着还不如植物园清静。 没多久，他就跟民政部门说，想边拿文史的工资，边回植物园干点活。上头考虑他身体，同意每周去两次。这样一来，他日子过得自在多了，文史工作不累，还能回园子透透气。 1962年4月30日晚，溥仪55岁了，跟护士李淑贤处了段时间，两人结了婚。 这下子，他又有家了，有人照顾，日子暖和起来。 本以为就这么平平淡淡过下去，谁知身体越来越不行。到了1967年，他重病在床，尿毒症折腾得起不来，10月17日在北京抢救无效走了，享年61岁。 想想他晚年那些日子，虽说不轰轰烈烈，可比起刘禅、李煜、崇祯那些末代皇帝，已然是好多了。他们不是自杀就是被囚，惨不忍睹。 溥仪自己也说过，我这个末代皇帝有这么个下场，真值得庆贺。 这些年头，溥仪的经历让人琢磨不透。从小在宫里锦衣玉食，长大赶上国家大变，日本人一来，他就成了棋子。幸亏新中国给了他重生的机会，经过改造，他过上普通人的日子。 虽说晚年有点遗憾，可总归是安稳的。 那些尴尬的笑话，那些劳动的汗水，都让他从旧梦中醒来，真正融进这个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