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明史专家吴晗在成功挖掘了万历皇帝的定陵后，心里又燃起了一把火，他想继续挖掘明成祖朱棣的长陵。可当他满心期待地向周总理提出这个想法时，周总理却沉默了很久，最后只说了一句话，就把吴晗的热情给浇灭了。 说到吴晗，这个人在新中国的史学界可是响当当的人物。1931年吴晗入读清华大学历史系，是胡适开的介绍信，他1934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也颇受胡适、顾颉刚和傅斯年等民国大家的提携。建国后，吴晗不仅是明史专家，还当上了北京市副市长，可谓学而优则仕的典型代表。 1955年，郭沫若、沈雁冰、吴晗、邓拓、范文澜、张苏等人联名提交《关于发掘明长陵的请示报告》给国务院。这帮人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通过挖掘皇陵来研究明朝历史，为学术发展做贡献。可是计划赶不上变化，赵其昌带探工在长陵未找到发掘线索。在向夏鼐、吴晗等人汇报后，经商讨决定先试掘献陵，积累经验再发掘长陵。 最后选择定陵是有原因的。吴晗和夏鼐想到定陵的原因有二，“第一，定陵是十三陵中营建年代较晚的一个，地面建筑保存得比较完整，将来修复起来也容易些。第二，万历是明朝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个，做了48年皇帝，可能史料会多一些。”这样的考虑看起来挺周全，但现实却给了他们当头一棒。 1956年定陵发掘开始后，问题一个接一个地暴露出来。最让人痛心的是文物保护问题。比如，出土的木俑，需要零下200摄氏度的超低温下进行冷冻脱水才能保存，但当时的中国哪有这样条件，甚至考古专家们都没有意识到要用这样的方式保存。万历皇帝龙袍很多地方已经缺失，剩余部分也已经发黑变脆，那些珍贵的丝织品几乎在接触空气的瞬间就开始氧化变质。 1958年9月，定陵里的陪葬品被运出地宫，向公众展出，郭沫若、吴晗、郑振铎和夏鼐等之前在是否发掘问题上争论不休的几人都来参加剪彩仪式。表面上看起来挺风光，但实际上文物损失惨重。更荒唐的是，就在同一天，发掘队长赵其昌则收到了一条难以接受的消息：他即将被下放到良乡劳动改造。理由无比的荒唐：有人说赵在定陵地宫中放毒气，行使特权。 定陵发掘虽然出土了3000多件文物，但代价实在太大。定陵发掘之后的文物保护工作，也是一波三折，十分艰难。后续出土的丝织品，为了进行保护处理，有人提出将这些丝织品放在一张白纸上进行处理，这种做法本来没有什么错误，可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全部过程之中竟然没有一位专业文物专家进行指导。 定陵的教训让很多人开始反思，但吴晗显然没有被这些挫折打倒。他的目标一直是长陵，那可是明成祖朱棣的陵墓，规模比定陵大得多，学术价值也更高。机会终于来了，1965年9月，周恩来陪同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来定陵参观，随行的还有陈毅、吴晗等人。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从地宫出来，阿尤布汗总统跷起大拇指说：“这地下宫殿，有如此辉煌的建筑和气势，太伟大了！”周恩来脸上也流露出兴奋之情：“这里有十三座帝王陵墓，每一座都是这个样子。”吴晗接过周恩来的话：“长陵比这定陵规模还要大，要是发掘，一定更为壮观，研究价值也大于定陵。” 吴晗抓住这个机会，向周总理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他问周恩来：“我们是否再发掘长陵？”周恩来问：“需要多少钱？”吴晗回答：“大约要四十万。”四十万在那个年代可不是小数目，但对于一个明史专家来说，这笔投入是值得的。 可是周总理的反应让吴晗意想不到。周恩来沉默了，向停放在不远处的轿车走去。吴晗急忙追问：“总理，您看这长陵发掘的事？”周恩来沉思片刻后说道：“我对死人不感兴趣。”就这样一句话，彻底断了吴晗的念想。 周总理的这句话看似简单，实际上体现了一个国家领导人的战略眼光。那时候国家百废待兴，四十万元可以用在更紧迫的地方，比如发展工业、改善民生。而且定陵发掘的教训还历历在目，文物保护技术不成熟，匆忙发掘只会造成更大的损失。 吴晗等人成功发掘定陵之后，在当时中国许多省份的考古部门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有的省份的部门摩拳擦掌，准备纷纷向帝王陵墓进军。这种跟风的做法让有识之士感到担忧。郑振铎、夏鼐立刻上书周恩来总理，希望能够停止发掘帝王陵墓。周恩来得知之后，立刻下发了名为《停止对一切帝王陵墓》的文件，制止了这种跟风的帝王陵墓挖掘之风。 从那以后，吴晗再也没有提过发掘长陵的事情。后来因为《海瑞罢官》的事情，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巨大变化。1968年3月，吴晗因《海瑞罢官》事件被捕入狱，在这之前，他曾与一同被下放的夏鼐先生见过一面，悲伤地承认，“作铭（夏鼐先生的字），在定陵发掘这件事上，到现在我才明白，当初我们的论争，你和老郑（指郑振铎）是对的。你比我看的更远……” 定陵发掘这件事给中国考古界留下了深刻的教训。那些珍贵的文物在技术不成熟的情况下遭受了不可挽回的损失，60年前，定陵地下宫殿开掘，大量精美的丝织品因为炭化，几乎在很短的时间里”灰飞烟灭”。这样的代价实在太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