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新任的总政黄副主任（开国中将）登门，请原总政文化部部长李逸民少将（正在休养）出山。一见面，黄副主任说明了来意，李部长却讲：“你混得好，当了装甲兵政委，其他人都倒霉了，就你没事。” 李逸民出生在1904年的浙江龙泉一个普通农村家庭，从小就爱读书，家里虽穷但父母支持他上学。他早年去杭州念法政学校，后来转到上海大学学文学，那时候接触到不少进步思想，慢慢对社会不公有了认识。1925年他考上黄埔军校第四期，在军校里接受严格训练，同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革命路。南昌起义时他积极参与，跟着部队打仗，积累了不少实战经验。可好景不长，1928年在上海执行任务时被捕，判了无期徒刑。在牢里他没闲着，坚持自学英语和各种书，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古典文学，这段苦日子让他意志更坚韧。1937年出狱后，他直奔延安，很快就投入工作，任抗日军政大学政治主任，还管过情报局和陕北公学副校长职务。这些岗位让他在教育和组织方面练就一身本事。 抗日战争打响后，李逸民转到宣传和组织工作，在边区跑基层，帮着协调资源支持前线部队。解放战争时期，他调到冀热辽军区当宣传部长，后来去北京做调解代表，又转东北搞土地改革和财政管理。这些经历让他对后方保障和群众工作特别在行。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在公安部队政治部当副主任，负责文化教育方面的事务。1955年授少将军衔，继续在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位置上干活，直到1964年因为身体原因离职休养。在休养期间，他在北京过着安静日子，偶尔看看书，保持低调生活方式。他的职业生涯从学生时代起步，到军中高层，跨越多个历史阶段，体现了那一代人从革命到建设的转变。 黄志勇比李逸民小十岁，1914年出生在江西崇义一个乡村，早年上过本地小学和经馆，读了八年书。那时候江西革命风起云涌，他1929年就接触到共产党思想，1930年正式参加革命队伍，次年加入红军。从小兵干起，他经历了长征的艰苦考验，一路从江西到陕北，途中参加过多次战斗，逐步升到连指导员和营教导员。抗日战争中，他在部队里负责政治工作，帮着稳定军心，组织学习，同时参与前线指挥，积累了丰富经验。解放战争阶段，他率部打了不少硬仗，尤其在东北战场上表现突出，帮着部队适应新环境。 建国后，黄志勇进入装甲兵系统，先当副司令员，后来升政委，1955年授中将军衔。他在装甲部队干得风生水起，负责政治教育和部队建设，1964年起正式掌管装甲兵政委一职。这段时期，他注重部队纪律和训练，帮助装甲兵从无到有发展起来。两人早在延安时期就认识，那时候黄志勇还年轻，李逸民已有点资历，他们通过工作接触，建立起熟人关系。尽管岗位不同，但这种老交情在军中圈子挺常见。黄志勇的军旅路从乡村少年到中将，靠的是实打实的战斗和组织能力，一步步爬上来，没少吃苦。 1969年，总政治部在经过调整后开始重建，下属部门缺人手。新任副主任黄志勇想到在北京休养的李逸民，两人有老交情，他就决定亲自去请对方复出帮忙。见面后，黄志勇先说明意图，希望李逸民回文化部任职。李逸民却以身体不好为由拒绝，还提到对形势不熟。黄志勇继续劝说，李逸民则指出黄志勇仕途顺，其他老同志多有不如意，只有他平稳过渡。这话让黄志勇脸上挂不住，当场离开，还留下一句今后有事找他的话。从这事看，两人虽是老熟人，但李逸民对黄志勇有些个人看法，可能源于过去工作中的分歧或观察到的现象。这次邀请没成，反映出军中人事的复杂性，那时候干部调动常有顾虑。 李逸民拒绝的原因，一方面是身体确实不佳，休养几年已适应闲居生活，另一方面他对黄志勇的升迁有看法。黄志勇从装甲兵政委调到总政治部副主任，位置关键，而其他一些老同志境遇不如，这让李逸民觉得不平衡。整个过程没拖泥带水，黄志勇来意明确，李逸民回应直接，导致见面草草收场。这件事在军史中虽小，但透露出那一代军人间的真实关系，不是所有老战友都一团和气，总有个人恩怨夹杂。黄志勇离开后，两人再无类似接触，这也成了他们交集的尾声。 黄志勇继续在总政治部干到1977年，那几年他处理部门事务，协调下属，保持工作节奏。后来调到济南军区当政委，负责更大范围的政治工作，巡视部队，检查训练。退休后，他在北京过日子，作息规律，偶尔参与些老干部活动。2011年11月21日，他在北京因病去世，享年97岁。官方发了讣告，认可他一生的贡献，包括从红军到解放军的历程。他的军旅生涯长达几十年，跨越多个战争和和平时期，体现了持久的奉献精神。 李逸民在北京休养到1982年6月5日去世，享年78岁。那段时间他没再参与公务，生活简单，注重健康管理。他的逝世在北京公墓安葬，一些老同志出席仪式。他的生平从黄埔起步，到总政治部部长，经历了革命的各个阶段，贡献主要在文化宣传和教育领域。尽管晚年休养，但他早年的监狱经历和自学历程，成为军中励志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