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为什么骨头硬？因为他是真有钱！鲁迅工资之高，是你难以想象的，1912年鲁迅进教育部，月薪60大洋，那时候北京房租平均每月1大洋，一碗阳春面才几分钱！ 鲁迅在世人心里常被摆成清贫苦写的样子，衣襟旧，灯影下熬夜，像是苦水里泡大的文人。 把账本翻开，画风一变：教育部的铁饭碗握在手里，讲课费和稿费像雪一样往账上落，北京城里两处四合院，书买到墙都快被挤歪。钱没有把他变成阔少，却给了他一句话顶一把刀的底气。 一九一二年，临时政府在南京挂起牌子，教育总长蔡元培发了帖，鲁迅应邀进京供职，先到社会教育司第一科当科长，八月又被任命为教育部佥事。 工资用大洋发，这玩意在乱世里最稳当。 起步六十，后来一路加，加到三百五十又到三百六十，名义上够体面。纸面光，手头紧，北洋财政常闹饥荒，发钱拖来拖去，实际到手多在二百出头，他在记录里写过，政府欠了九千大洋，白纸黑字，愁味都透出来。 同行摆在一张桌上比比就明白。 陈独秀在北大四百，胡适二百八十，大学正教授普遍四百。报界的梁启超则是另一条赛道，一年五六万，折成月薪四五千，属于高空飞行的那一撮人。 把镜头再拉向街面，普通人收入薄得透光：上海工人每月三块，北京巡警七块，小学老师十块，小学校长二十，北京中学老师四十，学徒工一年才攒三块。 鲁迅那份名义工资压在秤砣上，分量不用多讲。 钱的购买力落到房和地上更有直观感，一九二四年前后，北京积水潭西河沿一处二十间的大宅，三千五百大洋就能拿下；钟鼓寺十七间房的四合院，每月租金二十。 河南一亩地年租三到十二块，烟地也不过八块。 照这个标尺，三百六十的月薪，租院子可以一串串一串串地租，攒上十个月，二十间的大屋也能扛回家。 就算按常被拖欠的二百到手，也顶得上一年半置一处宅子。 工资只是底板，真正把收入撑高的是副业。他在北京八所学校兼课，给教育部做特约撰述，各类报刊来回约稿。账上有细目：一九二三年讲课费一百二十九，一九二四年猛涨到八千零八十五，一九二五年还有七千二百八十三；特约撰述按月三百；一九二九年收过一笔稿费，两万多。十四年里，本职叠着副业，约四万大洋进出。 按当时上海普通工人三块月薪来折，这是一百二十倍的差距，量出来就知道是什么层级。 房产两处，来龙去脉不绕弯。 一九一九年，他把绍兴老屋出手，进账两千，再筹两三千，在八道湾拿下一个三进的大院，房间二十一间，家口一并北上。后来和周作人嫌隙越来越深，只好另置住处，八百多买下西三条胡同小院，自个儿画样改成小四合院，拎包搬出。北京的砖瓦，记住了这两次搬动。 钱往外流得也快，家里要养，母亲、朱安、两个弟弟与家小，都是实打实的开支。 一九一二到一九一七年，给母亲等人的生活费每月五十到一百，资助周作人十到二十。 自己那一份拆得细：买书三十，日用三十，医药十。年景不好，旱涝来一回，应酬碰上婚丧一回，账面就被敲薄。 抽烟也省，常买采凤牌，便宜、耐耗，嘴上不离，心里省着。 花得最多的还是书，自一九一二到一九三六年，二十四年里，藏书累到一万四千多册，合计花去一万多大洋，这个数能再换四套四合院。 他把能睡人的砖头，换成能长刺的纸页。 年轻人落难，他又出手利落。萧红到上海，几次得到接济；别的青年作家、革命者，也常被他帮一把，替人垫房租、找工作、付学费，账上只是几条小字，街巷里却能给人挡雨。 他不信“穷愁能逼出好文章”，薪水到手，心里稳住，才坐下来写，句子也更硬朗。 姜异新的记述里有这种细节，像拉开抽屉，里面全是收据。经济稳了，脊梁就不软，这点很直白，不用绕。 有钱不去粉饰太平，他还是那把手术刀。 《祝福》里那条路，祥林嫂一步步被逼过去。礼教口头上讲得顺耳，到了人身上就露出牙。 旧说里“夫不正，妻可改嫁”，到程朱那一套就变了味，丈夫死了，妻子必须守节。祥林嫂守得死死的，婆婆不守规矩也照过，鲁四老爷还骂她“谬种”。柳妈吃素不杀生，嘴上一口善，转头给祥林嫂扣了个“死后两个男人争”的无底洞。短工在旁添柴，火越烧越旺。 看去像儒释道合伙动手，其实是一句话：好听的道理，落地就挑软的柿子捏。 他说得更直白，道理对不对只是表面，对强者有没有约束才是实心。 只压弱者的规矩，不如一并撤掉。《娜拉走后怎样》里放出另一根筋，女性要想真的自由，先把经济独立这根桩子打稳。这不是口号，是账本上的常识，读懂钱，才读得懂人的尊严。 文学现场的反应一开始并不热闹。 《狂人日记》一九一八年登场时，水面没起多大波纹。到了一九二三年《呐喊》出版，讨论才铺开。读者对新手法心里打鼓，觉得怪，说不上哪儿好，哪儿不顺。 北京城里的普通人，鲁迅看得清：传单撒下来都接得住，心里却盼望“回到老样子，或者至少维持现状”。他写作时出入影院、茶楼、酒肆，眼睛不抬得太高，脚却踩在人堆里。 他挣得多，花得散，对自己抠门，对他人爽快。 账本里“买书”“看病”的栏目常年占大头，生活却并不寒酸，屋里热，话里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