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陈锡联上将的二儿子不幸牺牲，那时的陈锡联已经年近70，中央害怕他会过于激动，所以马上派人来到了陈锡联家中安慰，谁知陈锡联将军的回话让人肃然起敬。 一九八二年四月，北京风还凉。 陈锡联在家翻着飞行训练和安全大纲，墙上挂着几张旧作战地图。 门一响，进来的是国务院和总政治部临时组成的慰问组。带头的干部嗓子发紧，只能硬着头皮开口：桂林到广州的三叉戟客机在广西罗汉山撞山，一百多人全部遇难，副驾驶叫陈再文，一九五一年生，今年三十二岁。 屋里一下子安静下来。 这个名字，在别人耳朵里只是名单上的一行字，在他心里，是从小看着长大的老二。 组织怕这位年近七十的开国上将受不了，才赶紧来劝慰。 谁料他沉默很久，只是站起身，把几个人的手一一握过去，嗓子紧，却没让眼泪掉下来：“飞行员天天跟命较劲，出事也算死在岗位上。 你们别光劝我，把事故原因查清楚，比在这儿陪我难过更要紧。” 又加了一句：“家里人的情绪，我自己做工作。” 一九一五年，他生在湖北红安一个穷苦人家，父亲早走，母亲一个人撑着。 一九二九年，他参加家乡游击队，一九三〇年参加红军并入党，很快从连指导员干到团政委、副师长。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任七六九团团长，一九三七年夜袭阳明堡日军机场，带人摸黑靠近，炸毁日机二十四架，前线日军空中支援被咬断，他的名字第一次上了报纸。 解放战争时期，他在晋冀鲁豫野战军同陈赓、陈再道并肩，被合称“中野三陈”，在邯郸、临汾、大别山、豫北、淮海等战役里屡立战功，参与围歼黄维兵团。 李先念说他“打仗数第一”，毛主席同他谈话，爱叫一句“陈司令”，评价“心胸开阔，肚量大”。 一九四七年，他和母亲、弟弟短暂团聚；一九五四年，母亲病重，他连夜往回赶，还是晚了一步，只能跪在坟前喊娘。 枪声之外，家事也接二连三。 战争年代，他和黎芝慧在部队相识，一九四八年黎芝慧病逝，只留下一个三岁的孩子。不久，这个孩子也因病夭折。 陈赓看在眼里，这个老战友，从党校同学到“中野三陈”，自己也早年丧妻，更懂那种空荡。 后来，他把前妻的妹妹王璇梅介绍给陈锡联。 王璇梅懂部队，也会过日子，两人就这样把生活接续上，婚后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 陈锡联对孩子很严，经常念叨：“打江山不易，守江山更难，别想着端‘将门碗’，都得凭本事吃饭。”长子报考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后来在沈阳军区审计局干到局长，大校军衔落在肩上；小儿子十六岁入伍，四十多年都在军营里打滚，做到中将。 老二陈再文，从小路子不太一样。 别人爱踢球，他爱抬头看天，用木板削螺旋桨，对着风看叶片转。恢复高考后，志愿表摆在桌上，他一笔一画填的是航空院校，不去炮兵，也不去装甲兵。陈锡联看完，只说了一句：“当飞行员的，命先交给国家，再交给爹娘。” 后来几年，陈再文先后飞过歼六、运五、伊尔十八。 领导评价简单：“技术稳，心理强，动作细。”再往后，他调入民航，当三叉戟客机的副机长，常跑桂林、广州一线。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六日那趟班机，起飞前谁也没预感到什么。飞机进入广西境内，高山云幕翻滚，塔台没有雷达，只能凭经验估高度，三点多钟，机首撞上罗汉山，机身散成碎片，一百余人无一生还。 事故之后，五月中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那场告别式上，灵前站着不少当年的老战友。陈锡联戴着黑纱，声音压得很低：“我这个儿子，今天以烈士身份回到党和人民身边。做父亲的，给他敬个军礼；做战友的，替他送送队。”说完抬手，军礼举得又直又稳。 礼成，他转头叮嘱空军的同志，飞行训练大纲能改就改，不能改就加细则，别再让同样的错误重复。 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七日，他在怀仁堂被授予上将军衔。 一九七六年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粉碎“四人帮”时一句“军队听党中央指挥”，把局面稳下来。 一九八〇年春，干部年轻化提上议程，他上交辞呈，从中央军委常委位置退下来，对熟人只说一句：“打仗讲接力，工作也一样，要给年轻人腾地方。”后来陆续卸下职务，安静退到幕后。 一九九九年六月十日，这位老将军在北京离世，享年八十四岁。整理遗物的人打开书桌抽屉，看见两样东西挤在一起：一份一九八二年民航事故调查报告，边角都起毛了；一张褪色的全家福，几个孩子围在中间，那位在罗汉山上停住脚步的老二站在一侧，笑得格外亮。 这一生，他把命先交给国家，再分一点给家里；送走儿子时，仍旧坚持那句“家里工作自己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