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中国一高级干部访日期间，不顾多人劝阻非要去靖国神社，回国后就被中纪委开除了党籍，可他却说：我是清白的。 这个人叫周而复，在当时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作为文化部副部长、对外友协副会长，还顶着《上海的早晨》作者的文坛光环。 可他放着正经的友好交流不谈，偏要在敏感时刻往靖国神社里闯，任凭中方使馆人员、随行同事磨破嘴皮劝阻，他硬是铁了心要去。 结果回国就被中纪委一纸通报开除党籍，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可他到最后还嘴硬说自己清白，这波迷之操作，简直把“拎不清”三个字刻进了骨子里。 但周而复当年可不是小角色，《上海的早晨》作为反映上海工商业改造的代表作，在五六十年代火遍全国，他本人也借着这股名气，一路走到文化部副部长的位置。 还兼任对外友协副会长，专门负责中日文化交流，按说最该懂历史、知分寸，可偏偏在靖国神社这件事上犯了糊涂。 1985年正值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这个时间点本就敏感，而靖国神社里供奉着14名甲级战犯，还有2000多名乙级、丙级战犯，这些人手上沾满了中国军民的鲜血，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仇人。 别说中国高级干部，就算是普通百姓，也该对这个地方避之不及，可周而复偏要反其道而行之，美其名曰“参观了解”，实则触碰了民族情感的底线。 临行前中方驻日使馆提前就跟他反复强调，靖国神社不是普通的宗教场所，而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象征，参拜或参观都会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影响中日关系。 随行的同事也劝他，没必要为了一时好奇惹这么大麻烦，可周而复根本听不进去，甚至觉得别人是小题大做。 他或许以为自己是文化官员，去“考察”一下不算什么，却忘了作为高级干部，他的一举一动都代表着国家立场，不是个人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更讽刺的是，他去靖国神社的时候，刚好赶上日本部分政客搞“春季大祭”，里面挂满了军国主义旗帜，摆放着战犯的牌位，他这一去，在日本媒体眼里成了“中国官员默认靖国神社立场”的信号，直接引发国内舆论哗然，无数民众写信抗议，觉得他丢了中国人的脸。 可周而复却始终不认为自己错了，还对外宣称“我是清白的，只是去参观一下，没有参拜”，这种辩解简直苍白得可笑。 参观和参拜虽然动作不同，但在那个敏感时间点、敏感地点，作为中国高级干部，任何形式的涉足都是对历史的不尊重，对先烈的亵渎。 可他一直不服，一直喊冤。他反复申辩，自己不是去参拜，不是去跪拜，是去搞创作调研，是去“解剖敌人”。 他写了很多材料，向组织上说明情况，但都石沉大海。那个年代，一旦被定了性，想翻案比登天还难。他就这么背着这个黑锅，生活了十几年。 这期间，他没有放弃写作，他依然在为他的《长城万里图》呕心沥血。他把所有的委屈和不甘，都倾注到了笔尖上。这部书，后来也确实出版了，成为了研究那段历史的重要文学作品。 真正的转机，是十几年后，到了新世纪。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对历史的看法也更加客观和理性。一些了解周而复为人、也了解他创作初衷的老同志，开始为他奔走呼吁。 大家重新审视这件事，觉得当时对他的处理，确实有点重了，没有充分考虑到他作为一个作家的特殊使命和动机。最终，在2002年，中纪委经过重新审查，正式为他平反，恢复了他的党籍。 这个平反，就是对他“我是清白的”这句话最有力的佐证。这证明了，他当年的动机确实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写好那部书。 他用十几年的清白和委屈，换来了一个历史的公正评价。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历史有时候是复杂的，人也是复杂的。不能用一个简单的“对”或“错”去评判一个人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