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面对日军重兵包围，国军师长三次下令撤退，营长史恩华却说：“师长，不是我不撤退，而是根本撤退不了啊！” 1939年9月，那时候的局势是相当的憋屈。南昌丢了，日本人心气高得很，冈村宁次这个老鬼子，纠集了第101、106师团，还有第6师团等十几万人马，死盯着湖南长沙。他们的算盘打得很精：9月底拿下长沙，年底就把咱们中国的军队赶到川黔边境去喝西北风。 这时候，挡在日本人面前的第一道鬼门关，就是新墙河。 这条河在岳阳境内，说是河，枯水期其实也就几十米宽。但就是这条不起眼的河，成了第一次长沙会战的绞肉机。守这条河的是谁？是国民党第52军。 熟悉抗战史的朋友都知道，52军那是关麟征将军的心头肉，那是国军序列里出了名的“千里驹”，是绝对的主力王牌。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天炉战法”，讲究的就是先在第一线把鬼子的锐气磨光，再诱敌深入。 52军军长张耀明那是立了军令状的：“绝不给关司令丢脸！” 史恩华，就是52军195师1131团第3营的营长。他的任务是驻守草鞋岭。这地方名字听着土，位置却要命，它是新墙河北岸的制高点，控制着日军南下的咽喉。 9月20日，日军第34师团下辖的一个旅团，大概3000多号人，疯了一样扑向草鞋岭。你们想啊，史恩华手里只有多少人？满打满算500出头。500对3000，而且对面是装备了野战炮、掷弹筒，天上还有飞机轰炸的日军精锐。 这仗打得有多惨？史恩华的营部设在一个废弃工棚里。第一天，日军的轰炸机轮番轰炸，把山头都削平了一尺。电话线炸断了接，接了断。迫击炮手牺牲了，史恩华自己顶上去操炮。他虽然是个少校营长，但那时候，军阶已经没意义了，大家都是提着脑袋干活的兵。 打到9月22日黄昏，整整三天三夜。 这时候，3营的伤亡已经过半。弹药打光了，战士们就去死人堆里翻，收集日军留下的弹壳、残弹。周围的友军部队，有的被打散了，有的被迫后撤调整。史恩华这个营，就像是惊涛骇浪里的一块礁石，孤零零地立在那儿，随时可能被拍碎。 就在这天傍晚，195师师长覃异之终于挂通了史恩华的阵前电话。 师长的意思很明确：史营长，你们已经超额完成了阻击任务，迟滞了敌人三天，大部队部署得差不多了，你们可以向东撤退，保住剩下的这点火种。 讲道理，这命令是救命稻草。换做一般人，任务完成了，长官让撤，那肯定得撤。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嘛。 但史恩华是怎么回的？他在电话那头，声音嘶哑，甚至带着一股子决绝的平静。他说：师座，敌军已经把我们围得像铁桶一样。并非卑职不愿撤离，实乃此情此景，撤退二字已无从谈起。 他看得很透：这时候往后撤，那就把后背卖给了日本人的机枪，整个营会在溃退中被屠杀殆尽，还会冲乱后方的防线。 放下电话，史恩华提起一挺轻机枪，转头看着剩下的百十来号兄弟。那些年轻的脸庞，有的缠着渗血的绷带，有的脸上全是黑灰。他说了一段后来被无数史学家反复引用的话。 他说：“弟兄们，上峰命令我们可以撤了。但是，我们有一半兄弟已经躺在这儿永远撤不了了。我作为一营之长，不想独活。军人没有不得已的时候，我决心与阵地共存亡！” 什么是“军人没有不得已”？这话太重了。意思是，当了兵，就没有什么“迫不得已”的借口，只有战死这一条归宿。 随后，他说：“你们谁想撤，现在走，我不拦着。” 结果呢？阵地上死一般的寂静。没有一个人说话，更没有一个人挪动脚步。大家就那么看着他，眼神里不是恐惧，是一种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的默契。40多位还能动弹的官兵，异口同声喊了一句：“营长，我们死在一起！” 最后的时刻在9月23日凌晨到来。日军发起了总攻，炮火覆盖了整个草鞋岭。史恩华带着剩下的兄弟们，在废弃工棚前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 早晨七点，日军冲上了阵地。迎接他们的不是投降的白旗，而是最后的肉搏。枪没子弹了就上刺刀，刺刀断了就用石头砸，用牙咬。 等到一切安静下来，日军支队长奈良昂走上阵地。他看到的是什么？是中国守军整整一个营的遗体，横七竖八，姿态各异，但大多数人的头，都朝着敌人的方向。 就连杀人如麻的日军军官，也被这一幕震撼了。奈良昂走到史恩华的遗体前，整了整军容，深深地鞠了一躬。 第一次长沙会战，咱们中国军队赢了。但这胜利的背后，是像史恩华这样的军官，用命填出来的。 后来，1940年初春，52军为了纪念这一仗，特意派人回草鞋岭收敛遗骨。他们在那里立了一块红砂岩的石碑，上面刻着：“笔架山千秋不朽，福临铺一战成功”。 1943年，宋美龄女士去美国国会演讲，专门提到了“1131团三营史营长之殉国事迹”。美国人都听傻了，当时的《纽约时报》甚至专门出了文章，把草鞋岭战役称为“亚洲战场小规模顽强抵抗的经典”。 史恩华死的时候才29岁，正是人生最好的年纪。他不知道抗战什么时候能胜利，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被后人记住。他只知道，脚下这块阵地，他一步都不能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