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3月，成都军区司令张太恒到北京开会，这时中央军委秘书长杨白冰告诉张太恒

1992年3月，成都军区司令张太恒到北京开会，这时中央军委秘书长杨白冰告诉张太恒：“中央军委决定免去你成都军区司令员职务，任命你为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你有没有意见？” 刚从成都飞抵北京的张太恒，军容笔挺得没半点褶皱，听完这话只是稍一颔首，右手利落抬起敬了个军礼：“服从命令，没任何意见。”这话听着稳，可明眼人都清楚，大军区正职调任副职，搁哪儿都算是件“特殊情况”。 但了解这半年来前因后果的老战友都知道，对张太恒来说，这不是降职，更像是块压在心口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事儿得从1991年6月16日说起。那年是西藏和平解放四十周年，作为成都军区“一把手”，张太恒要带队去中尼边境慰问边防官兵。同行的还有刚调任军区副司令的张德福，俩人是1944年一起参加革命的老伙计，张德福比他大三岁，参加过抗美援朝，在军中还有“亚夫遗风”的美誉，私下里张太恒都喊他“老大哥”，铁哥们儿似的交情。 这次慰问用的是刚列装不久的“黑鹰”直升机，1984年咱们咬牙花600万美元一架引进的，本来就是奔着它能扛住高原环境才买的，谁都没把这趟常规任务当回事。 张太恒坐的第一架直升机先起飞，穿过山谷时天气还好好的。可等张德福那架跟进，刚转过海拔四千多米的山坳，藏区特有的强下降气流突然扑过来，像只无形的大手把直升机往下按。 那会儿咱们对这些“外国宝贝”还没摸透脾气，这批黑鹰总飞行时间早超5万小时，平均每架都在超负荷运转，日常训练、物资运输连轴转，机身损耗早超出了保养手册的安全范围。 无线电里刚传来飞行员急促的呼救，下一秒信号就断了——直升机直直撞上山崖，机上13个人全没了，包括张德福在内，7个都是校官以上的干部，连西藏军区参谋长毛海清也在其中。 消息传到军区指挥部时，张太恒正对着边境地图标路线，手里的红蓝铅笔“啪嗒”掉在桌上。他没顾上吃一口热饭，带着参谋人员往事故现场赶，汽车开不动就徒步，踩着碎石坡往海拔更高的地方爬，磨破了两双军靴，最后只找回几片带着焦痕的机身残骸。 13具遗体都已无法辨认，只能靠座位顺序确认身份。作为带队首长，他没找任何客观理由，当天就给中央发了电报，字里行间就一句话：“我是军区主官，责任全在我。” 中央军委派杨白冰牵头调查，查来查去结论很明确：主要是高原极端天气和装备长期超负荷运转导致的意外，但十几位军人牺牲的代价太大，部队主官必须担起领导责任。 其实组织上都清楚，张太恒是个敢打敢拼的硬骨头，从莱芜战役的排长一路干到军长，两山轮战的时候天天泡在前线猫耳洞，身上十几处枪伤都是勋章。可军人的规矩就是这样，岗位在肩，责任就不能推。 不过组织的安排也藏着深意，南京军区是张太恒的“老根据地”，1955年他就在这儿当团参谋长，调去那儿当副司令，既是承担责任，也是让他回熟悉的环境缓一缓。张太恒到任后没半分消沉，半年里跑遍军区所有军营，把成都军区的边防经验全掏了出来，还牵头完善了高原飞行安全预案，用实干堵上了曾经的遗憾。 这种担当没被组织埋没。1993年底，济南军区司令员岗位空缺，中央一下就想到了他。调任命令下来时，张太恒正在南京军区训练场跟战士们一起搞战术推演，接到通知只是笑着说了句“在哪儿都是干革命”。 到了济南军区，他牵头搞信息化作战训练，还承办了好几场大型演习，部队战斗力肉眼可见地提升。1994年，他被授予中将军衔，算是给这段起伏的经历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2005年张太恒去世时，家人在他的遗物里发现了一张泛黄的合影，是1991年慰问前他和张德福在直升机旁拍的。照片背后写着一行小字：“德福兄，等任务完了，咱们喝顿家乡的高粱酒。”没能兑现的承诺，成了老将军一辈子的遗憾。 回头看这桩事，没有狗血的对错争论，只有军人的担当和组织的温度。张太恒扛下责任时没皱过眉，组织既没含糊追责，也没浪费人才，这才是最动人的地方——功过分明，能扛事的人，从来都不会被埋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