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义勇军第一支队在通化城内，抓获了3000多名日军俘虏，把他们押到冰河旁，政委一声令下，战士们将日寇一一刺死，塞进事先挖好的冰窟窿里。 这段记载在地方史志中的往事，曾长期被淹没在历史长河中，直到近年相关档案解密，才让人们得以窥见抗战胜利后那段复杂而残酷的岁月。 很多人看到这样的描述会感到震撼，甚至疑惑为何会对俘虏采取如此严厉的处置方式，但只要回望1946年通化的历史背景，就能理解这支义勇军部队背后的刻骨仇恨与现实无奈。 彼时的通化，刚从日本殖民统治和伪满政权的压迫中解放，城内残留着大量日军残余势力。这些日军并非普通士兵，其中不少是参与过“731部队”细菌战、“三光政策”的战犯，他们在战败后并未放下武器，反而勾结伪满军警和反动地主，密谋发动武装叛乱。 1946年2月3日，正值农历大年初二，当通化百姓还沉浸在新年的微弱喜悦中时，3000多名日军残余分子突然发动袭击，他们攻占政府机关、屠杀工作人员，甚至残忍杀害手无寸铁的平民，一夜之间，通化城陷入血雨腥风。 义勇军第一支队是当时驻守通化的主力部队，战士们大多是从东北抗日联军和地方游击队改编而来，几乎每个人都背负着家破人亡的血海深仇。 支队政委李红光，老家在辽宁宽甸，日军侵占家乡时，父母和妹妹都死于细菌战，他自己也是在战友的掩护下才侥幸逃生。平叛战斗打响后，战士们亲眼目睹战友被日军活活烧死，百姓被刺刀挑杀，积攒了十四年的仇恨在那一刻彻底爆发。 经过三天三夜的激战，义勇军终于平定叛乱，抓获了所有参与叛乱的日军残余分子。 押解俘虏到冰河旁的路上，战士们的眼神里燃烧着怒火，却始终保持着纪律。有老兵回忆，当时一名日军俘虏试图反抗，掏出藏在怀里的手雷，被身边的战士当场制服，而这枚手雷上还刻着“满洲派遣军”的字样，正是当年日军侵略东北的罪证。 政委李红光站在冰河岸边，看着脚下结冰的江面，想起那些被日军残害的同胞，声音沙哑地对战士们说：“这些日寇手上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他们的叛乱让多少家庭家破人亡，今天我们就要为牺牲的同胞讨回公道。” 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中，冰河表面结着厚厚的冰层，战士们事先挖好的冰窟窿里，江水冒着刺骨的寒气。处置俘虏的过程没有多余的言语，每一次刺刀的穿刺，都是对逝去亲人的告慰，每一次将尸体推入冰窟，都是对侵略罪行的清算。 有年轻战士因为过于激动，双手被冻得粘在枪杆上，扯下来时带起一层皮肉，却只是咬着牙继续前进，没有人退缩，也没有人犹豫——在那个法治尚未完全建立、仇恨尚未消解的特殊年代，这种极端的处置方式，既是对叛乱者的惩罚，也是对潜在反动势力的震慑。 很多人会用现代战争法则来评判当时的行为，但历史从来不能脱离具体的时代背景。抗战胜利后，通化地区局势动荡，日军残余势力频繁作乱，而义勇军部队缺乏足够的关押条件和物资供应，若将这些穷凶极恶的叛乱分子放走，他们必然会再次集结，给百姓带来更大的灾难。 事实上，在此之前，通化周边已经发生过多起日军残余分子屠杀平民的事件，义勇军的这次处置，虽然手段严厉，却有效遏制了叛乱蔓延，让通化城逐渐恢复了秩序。 更值得铭记的是，这支义勇军部队在平定叛乱后，并没有扩大打击范围，反而对愿意悔改的普通日军侨民给予了妥善安置，为他们提供食物和返乡的便利。 这恰恰说明，战士们的仇恨并非针对所有日本人，而是针对那些发动战争、残害同胞的侵略者。他们用最严厉的方式惩罚了罪魁祸首，也用宽容的态度对待了无辜者，这种爱憎分明的立场，正是中国军人的本色。 这段历史之所以值得我们回望，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铭记战争的残酷，珍惜当下的和平。那些义勇军战士，他们在战火中成长，在仇恨中战斗，却始终坚守着保家卫国的初心。他们的行为或许在今天看来有些极端，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却是捍卫家园、保护同胞的必要选择。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我们应当铭记日军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也应当理解革命先烈在绝境中做出的艰难抉择。 唯有铭记历史，才能不让悲剧重演；唯有珍惜和平，才能让无数先烈的牺牲变得有意义。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