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能无私到什么程度！”法国在中国定居40年时间，竟然无偿资助了70多位中国学生出国留学，而他提出的唯一要求，竟然是，他所资助的学生，学有所成后必须回到中国！ 1983年的广州，春寒还没褪去，暨南大学的校园里，一个高鼻梁、蓝眼睛的年轻人背着帆布包，操着半生不熟的中文打听中文系的办公室。他叫贝特朗·阿里奥，刚从法国巴黎第三大学毕业，放弃了当地研究所的高薪offer，带着仅有的积蓄和一腔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千里迢迢来到中国。谁也没想到，这个初来乍到的法国青年，会在这片土地上扎根40年，用一生践行着一份跨越国界的善意。 贝特朗最初在暨南大学担任法语教师，月薪只有80多元人民币。他住的教工宿舍不足15平米，墙皮斑驳，冬天没有暖气，夏天蚊虫叮咬，但他从没抱怨过。课余时间，他总爱骑着一辆二手自行车穿梭在广州的老街巷，喝早茶、逛集市，和摆摊的小贩讨价还价，把自己活成了地道的“老广”。 改变他人生轨迹的，是1985年的一个雨天。那天放学后，他看到学生李明蹲在教学楼门口哭，浑身湿透。打听后才知道，李明的父亲病重住院，家里花光了所有积蓄，连下学期的学费都凑不齐，只能被迫辍学。贝特朗看着这个眼神里满是不甘的少年，想起自己年少时因家境贫寒差点放弃学业的经历，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 “你的学费，我来付。”贝特朗拍了拍李明的肩膀，语气坚定。那时候，他一个月的工资刚够维持基本生活，为了凑学费，他戒掉了每天一杯的咖啡，把帆布包缝了又缝，连一件新衣服都舍不得买。在他的资助下，李明顺利完成了学业，考上了复旦大学的研究生。毕业前夕，李明捧着录取通知书找到贝特朗，哽咽着说：“老师，我想出国留学深造，回来后建设家乡。” 这句话，让贝特朗心里有了一个更宏大的想法。他发现，当时很多优秀的中国学生因为家庭贫困，即使考上了国外的名校，也只能望而却步。而这些学生，正是中国未来发展最需要的人才。从那天起，贝特朗开始有意识地寻找需要帮助的学生，他把自己的工资、稿费甚至继承的遗产，全部拿出来作为助学金。 为了资助更多学生，贝特朗过着近乎“苦行僧”的生活。他的宿舍里，除了一墙的书籍，没有任何奢侈品，衣服穿到起球还在穿，吃饭总是在学校食堂点最便宜的素菜。有同事开玩笑说他“抠门”，他却笑着回应：“钱花在该花的地方，才最有价值。” 1992年，贝特朗资助的第一个留学生张雯，顺利考入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出发前，他特意找张雯谈话，没有提任何物质要求，只说了一句话：“我资助你，不是希望你留在国外过好日子，而是希望你学到真本事，回来为你的国家做事。”张雯含泪点头，把这句话刻在了心里。 在国外求学的五年里，张雯始终记得贝特朗的嘱托，发奋读书，每天泡在实验室里十几个小时。毕业后，多家国外知名企业向她抛出橄榄枝，给出的薪资是国内的几倍，但她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回国后，她投身于新能源领域的研究，带领团队攻克了多个技术难题，成为行业内的领军人物。每次提到贝特朗，她都忍不住落泪：“没有贝老师，就没有今天的我。他不仅给了我求学的机会，更教会了我什么是责任和担当。” 40年来，贝特朗资助的学生遍布各行各业，有投身航天事业的工程师，有扎根农村的支教老师，有攻克医学难题的医生，有推动乡村振兴的创业者。他们都兑现了当初的承诺，学成后毅然回到中国，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热。 有人问贝特朗，为什么要做这样“亏本”的买卖，不求回报，还要求学生回国。已经70多岁的他，头发早已花白，脸上布满皱纹，但眼神依旧清澈。他用流利的中文说：“我刚来中国的时候，看到很多地方还很落后，人们生活很辛苦。但我相信，中国的年轻人很优秀，只要给他们机会，他们就能改变自己的国家。” 他顿了顿，想起这些年的点点滴滴：“我在中国生活了40年，这里早就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我看着中国从贫困落后到繁荣富强，看着城市高楼林立，看着农村日新月异，心里比谁都高兴。这些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一样，他们回来建设中国，就是在建设我的家。” 贝特朗的无私，不仅体现在物质上的资助，更体现在精神上的引领。他经常给学生写信，鼓励他们不要怕困难，要坚守初心。有学生在国外遇到挫折想要放弃时，只要收到他的信，就会重新鼓起勇气。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什么是跨越国界的大爱。 如今，70多位受资助的学生，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回报着贝特朗的善意。他们自发成立了“贝特朗助学基金”，继续资助更多需要帮助的学生，把这份爱传递下去。而贝特朗，依然住在那个简陋的教工宿舍里，每天依旧骑着自行车穿梭在校园里，偶尔给学生们讲讲课，聊聊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