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8年，郭沫若在北京去世。最让人想不通的是，他在日本抛下的五个孩子，在佐藤富子靠挖野菜养大的绝境下，竟然全成了国家顶尖栋梁。 佐藤富子，这位出身日本贵族的女性，为了爱情与郭沫若相伴二十年，却在1937年战火纷飞时，被一张字条留下 1916年的日本东京，樱花正盛。帝国大学医科的中国留学生郭沫若，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遇到了佐藤富子。彼时的佐藤富子刚从女子学校毕业，是东京名门佐藤家的小女儿，从小锦衣玉食，接受西式教育，会说流利的英语和法语。而郭沫若只是个囊中羞涩的留学生，带着一身文人的理想与不羁。 两人一见钟情。佐藤富子不顾家族的强烈反对——父亲怒斥她“丢尽贵族脸面”，母亲以断绝关系相逼，她还是毅然搬出了佐藤家，和郭沫若在简陋的出租屋里结了婚。郭沫若给她取了个中国名字“安娜”，寓意“平安顺遂”，这两个字，成了她往后半生最奢侈的期盼。 婚后的二十年，是佐藤富子最安稳的时光。郭沫若专注于学术与创作，她则褪去贵族光环，成了全职主妇，先后生下五个孩子：郭和夫、郭博、郭复生、郭淑瑀、郭志鸿。她操持家务，洗衣做饭，用微薄的稿费支撑着一家人的生活，哪怕日子清贫，却总能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郭沫若在文章里写道：“安娜是我的生命之灯，没有她，就没有我的今天。”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国内抗日浪潮汹涌。郭沫若收到国内友人的急信，催促他立刻回国投身救亡图存运动。当时的日本已经开始排华，回国之路凶险难测，他甚至来不及和佐藤富子当面告别，只留下一张字条：“安娜，国事紧急，我必须回国。望你珍重，待抗战胜利，我必来接你和孩子们。” 拿着那张薄薄的字条，佐藤富子站在空荡荡的屋里，泪水打湿了纸面。她不懂中文里的“家国大义”，只知道相伴二十年的丈夫突然离去，留下她和五个年幼的孩子，在异国他乡无依无靠。更残酷的是，因为嫁给了中国人，她被佐藤家彻底除名，断绝了所有经济来源，连租房都成了难题——房东怕受牵连，把她们母子六人赶了出去。 为了活下去，佐藤富子带着孩子们搬到了东京郊区的贫民窟。曾经的贵族小姐，如今要扛起锄头挖野菜，到工厂做临时工，给人洗衣缝补，只要能换一口吃的，她什么都愿意做。冬天没有暖气，孩子们冻得瑟瑟发抖，她就把所有破棉絮都盖在孩子身上，自己裹着单薄的衣服坐到天亮；最小的孩子生病发烧，她没钱看医生，就抱着孩子在雪地里狂奔，希望能找到愿意义诊的医生；孩子们饿了，她就把仅有的一点粮食分给孩子，自己啃难以下咽的野菜根，好几次饿晕在田埂上。 有邻居劝她：“把孩子送给别人吧，你一个女人养不活五个孩子。”她却摇着头，紧紧抱住孩子：“这是我和沫若的孩子，我就算死，也要把他们养大。”她没告诉孩子们父亲的去向，只说“爸爸去做一件很重要的事，以后会回来接我们”。她教孩子们说中文，唱中国歌谣，告诉他们“你们的根在中国”，哪怕自己都不知道，这个“以后”要等多久。 艰难的岁月里，佐藤富子从未放松过孩子们的教育。她白天干活，晚上就坐在煤油灯下，教孩子们读书写字。买不起课本，她就把自己记得的知识写在废纸上；没有纸笔，孩子们就用树枝在地上练习。她常说：“再苦不能苦教育，只有学到真本事，你们才能立足于世。” 五个孩子也格外懂事。大的帮着妈妈挖野菜、照顾弟弟妹妹，小的认真读书，从不抱怨生活的艰辛。郭和夫记得，有一次他实在太饿，偷了邻居地里的一根萝卜，被佐藤富子狠狠打了一巴掌：“再穷也要有骨气，别人的东西绝不能碰！”那一巴掌，让他记了一辈子，也让他养成了坚韧正直的性格。 抗战胜利后，佐藤富子满心欢喜地等着郭沫若来接她们，却迟迟没有消息。直到1948年，她从一位中国留学生口中得知，郭沫若已经在中国再婚，并且有了新的家庭。这个消息像晴天霹雳，击垮了她所有的期盼。但看着身边已经长大的孩子们，她擦干眼泪，做出了一个决定：带着孩子们去中国，回到丈夫的祖国，也让孩子们认祖归宗。 历经千辛万苦，佐藤富子终于带着五个孩子抵达中国。见到郭沫若时，所有的委屈和思念都化作了沉默。郭沫若看着眼前憔悴的前妻和已经长大的孩子们，满心愧疚，却也只能安排她们的生活。佐藤富子没有哭闹，也没有纠缠，只是平静地说：“我只要孩子们能在中国好好生活，有出息。” 在母亲的言传身教和艰难环境的磨砺下，五个孩子都成了各自领域的顶尖人才。长子郭和夫成了著名化学家，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为我国的有机化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次子郭博是建筑学家，曾任上海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参与设计了许多标志性建筑；三子郭复生投身教育事业，成为北京某高校的教授；女儿郭淑瑀是日语翻译家，为中日文化交流搭桥铺路；小儿子郭志鸿是著名音乐家，曾任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培养了无数音乐人才。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