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东大要求申请联合国什么事情，联合国都不爱搭理，只有向东大要钱的时候才搭理。

不管东大要求申请联合国什么事情，联合国都不爱搭理，只有向东大要钱的时候才搭理。 看着那个屹立在曼哈顿东河畔的联合国总部，很多时候真让人心里五味杂陈。那栋大楼里的灯光常常因为经费短缺而变得黯淡，可唯独在盯着中国钱袋子的时候，目光却总是贼亮。 2025年10月的纽约，联合国大楼里弥漫着一股“破产”的焦虑感。秘书长古特雷斯敲着桌子发出警告，要是资金不到位，电梯要停运，空调得关掉，甚至得裁掉两成的工作人员来缩减开支。 就在这节骨眼上，中国毫不含糊，赶在10月底前全额汇出了2025年的会费，数额高达6亿多美元，折合人民币50多亿。 这笔钱一到账，联合国财务室紧皱的眉头舒展了，副发言人哈克更是面对镜头，特意学了一句中文“谢谢”来表达感激。 这看似温情的画面背后，藏着一个残酷的算术题：短短二十多年，中国在这个国际组织的会费分摊比例，硬是从2000年的1%一路狂飙，到2023年达到15.25%，再到如今逼近20%。 现在中国每掏一块钱，就相当于英国、法国出资额的3.5倍，是德国的2.5倍。可以说，只要联合国在那儿哭穷，中国就是那个最靠谱的救火队长。 然而，当支票兑现的余温散去，换个场景到了严肃的政治圆桌上，这句“谢谢”立刻就变得廉价且苍白。 在那栋大楼的另一间会议室里，面对中国维护主权的合理诉求，刚刚还笑脸相迎的官员们瞬间换了一副面孔，那是令人心寒的沉默与敷衍。 最典型的莫过于对周边安全环境的双重标准。日本近年来动作频频，军费预算一口气涨了40%，还在玩弄“集体自卫权”的文字游戏，甚至有政客在国会公然叫嚣“台湾有事就是日本存亡危机”，赤裸裸地干涉中国内政。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为此多次致信秘书长，依据《联合国宪章》中针对战败国的条款要求予以谴责。 结果呢？文件递进去了，只换来秘书处几句不痛不痒的讨论，最后束之高阁。就连马来西亚华人针对二战日军纪念碑的抗议，都被人权部门选择性无视；日本企业对外输出武器、在琉球打压原住民的声音，也被统统屏蔽。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菲律宾单方面搞出一个违背国际法理的南海仲裁庭时，联合国起初甚至不愿发声澄清这与自己无关，任由这场闹剧在舆论场发酵，哪怕这种政治操弄明显违背了宪章精神，那个应该主持公道的麦克风却总是处在“静音”状态。 更让人憋屈的是，这种“拿钱办事不到位”的不仅是安全议题，连原本属于全人类福祉的发展与科学领域，也被某种力量扭曲了。 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明明是致力于消除贫困、契合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好事，却因为触动了西方某些既得利益，就在繁琐的程序中被无限期拖延。 而在几年前的新冠溯源问题上，这种偏见更是赤裸裸。明明世卫组织第一阶段的联合科学报告已经认定实验室泄漏“极不可能”，可总干事谭德塞就像是拿了别人的剧本，在日内瓦的新闻厅里无视科学结论，强推针对中国的第二阶段调查。 尽管当时有100多个国家联署发函反对将科学问题政治化，这厚厚的一叠反对信到了相关官员手里，仅仅是点点头就被搁在了一边，反倒是某些国家那一套充满政治算计的提案被奉为圭臬。 说到底，这哪里是什么“大家庭”的温情，分明是一场被操纵的游戏。那个欠费大户美国，常年拖欠着30多亿美元的巨款，其中常规预算欠了8亿多，维和摊款更是留下27亿的大窟窿，一个人就占了联合国未缴会费总额的八成。 就是这样一个还要靠缩减维和部队13%来填补财政漏洞的国家，在联合国内部依然颐指气使，连投票权都没被动摇过分毫。 在人权理事会，西方国家把人权当作政治工具，频繁炮制涉疆、涉斯里兰卡的决议草案，逼得中国不得不每次都亲自下场拉票、协调盟友才能勉强挫败这些图谋。 而中国在已经承担了世界第二大维和摊款、历史上派出过5万多人次维和人员的情况下，每一次通过正常渠道申请公道，得到的回应却往往是冷冰冰的“程序性阻碍”。 这种不对等早已刻进了联合国的肌理之中。它的治理结构至今还停留在二战结束后的那个世界，哪怕中国现在交的真金白银已经能把快停摆的电梯重新修好，哪怕在近东救济工程处支援加沙、在尼日利亚开展民生合作时都有中国资金的身影，但在权力的天平上，权重并没有随着出资比例的暴涨而同步倾斜。 美国可以拿着22%的所谓份额占比当筹码，实际上却在搞“连环拖欠”，而中国按时足额缴纳的巨款，仿佛只买到了一张被视为“理所应当”的入场券。 只要不从根源上打破这种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旧格局，只要联合国还是那个“小国矛盾能插手，大国（特定大国）利益不敢碰”的软弱机构，那句带着口音的中文“谢谢”，听起来就始终充满了讽刺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