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6日，解放军快进成都时，张大千靠国民党高官张群，拿到最后三张飞台北的军用机票，带着四夫人徐雯波，和几十幅自己临摹的敦煌壁画登机。 飞机起飞前，张大千反复打开那两个皮箱，眼神直勾勾地盯着画轴的边角，生怕哪张画在运输途中被压皱了。 他没带多少行李，最多的就是那些厚重的临摹稿。他知道这些东西别人眼里也许不值钱，但自己花了三年在敦煌，每一笔都磨破了手指头。 他不走也得走，但这些画必须跟着走。 事情要从1941年说起，那年他从成都动身，带着一大批人、几十箱画具和材料，跑去敦煌莫高窟。那时候莫高窟还没专门保护，洞窟冷得刺骨，漆黑潮湿。 他雇工画画，工人嫌苦，他就掏腰包多加工钱，没人愿意调颜料，他就亲自学怎么磨朱砂、兑石青。壁画色彩再艳，他都得一点一点临，不敢乱动半笔。 他在敦煌一待就是三年多，276幅壁画一张张地摊开画，还要自己整理装裱，用了十几口大木箱才装下。他跟朋友说，这些画不是他张大千的，是敦煌的魂。 那些画完成后他并没有马上带走，而是先存在四川，又陆续拿去重庆、成都展览。那时抗战正忙，但看画的人不少，甚至有学者提出要国家收藏这些稿子，作为保存敦煌艺术的依据。 张大千考虑过捐出去，但最终决定带走，因为他担心战火烧了这些画稿。文化的事，一旦毁了就补不回来。 他到台北后，很快在外双溪建了摩耶精舍。那是他安身的地方，也是他和敦煌的联系。他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进画室，把画摊开检查一遍。 墙上挂的那幅《西夏王妃像》，是他最看重的。他常说，那画是他临得最细的一张，王妃衣纹花样复杂，他为这点细节举着油灯看了三天才敢动笔。 有时候，他会站在画前一动不动地看上半小时。 晚年他搬去台北荣总附近静养，身体不好，但还是常常念叨要是有机会，就把这些画送回大陆，放回敦煌身边。他托人写信，还专门整理了一份画稿清单，打算有朝一日交给博物馆。 1983年4月，张大千在台北去世，没能如愿。他走得安静，身边放着几幅旧画轴。 他画的不是自己的画，是几百年前的魂。他要的不是赞美，是让更多人知道，中国曾有这么精细、这么了不起的艺术。张大千不是英雄，也不愿被当成英雄。 他只是觉得：这些画，不该在战乱里没人看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