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马寅初当面向主席建议推行计划生育，希望用“晚婚晚育、节制生育

冷梅蓝天 2025-12-16 16:05:27

1958年，马寅初当面向主席建议推行计划生育，希望用“晚婚晚育、节制生育”的办法给国家争口气。可主席一听，当场摇头，说人口是最大的财富，建设新中国离不开更多的劳动力，这个提议立刻被否了，还摆出一番让人难以驳斥的道理：人多才是力量。这个声音，在那个年代几乎被视为真理。熟悉马寅初的人都知道，他这辈子就认“实事求是”四个字。这位浙江嵊州出身的经济学家，早年留学美国，拿过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北大教经济学，抗战时还顶着压力办过《战时经济》月刊，专讲国家经济的实在问题。 1957年他当上北大校长，没忙着搞行政，反而带着学生跑了十几个省份的农村，白天跟农民一起下地，晚上蹲在油灯下记笔记——就是这次调研，让他揪着了心。他在河南兰考看到，一户农民家里养着6个孩子，最大的才12岁就下地干活，最小的还在襁褓里，娘抱着孩子纺线，爹累得直咳嗽，可锅里的玉米糊还是不够分。当地干部跟他说，这几年人口长得快，每年都比粮食增产的速度快，再这么下去，地里的收成怕是养不活这么多人。马寅初把这些都记在本子上，回到北京又翻了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49年全国人口不到5.5亿，1957年已经突破6.4亿，年均增长快2000万，可粮食年产量才刚过1.9亿吨，人均下来每天还不到一斤。他越算越着急，觉得这事不能等。1958年初，借着一次向主席汇报经济工作的机会，他把调研笔记和数据都抱了过去，开门见山就说：“主席，现在人口增长太快，粮食、教育、医疗都跟不上，得搞计划生育，让老百姓晚婚晚育，少生几个孩子，把资源集中起来搞建设，才能给国家争口气。”他还具体说了想法，比如建议男女结婚年龄推迟到男25岁、女23岁，一对夫妻最多生两个孩子，国家给节育的家庭提供免费医疗支持。可主席听完，却笑着摆了摆手。当时新中国刚走过9年，抗美援朝打赢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完成，鞍钢的高炉、武汉长江大桥都刚建成，到处都在喊“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主席指着窗外正在盖楼的工地说：“寅初同志，你看那工地上，少了人能行吗？农村要修水库、开荒地，工厂要造机器、产化肥，哪一样离得开劳动力？现在我们缺人，缺有文化的人，缺能干活的人，人口多了，才有更多双手建设国家，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力量。” 马寅初还想争辩，说“人多也得有饭吃”，主席却接着说：“饭的问题能解决，我们有这么多荒地，有这么多河流，只要组织起来搞生产，兴修水利、改良土壤，粮食肯定能多打。人是活的，能创造财富，不能只看到眼前的困难，要往长远看。”话说到这份上，马寅初知道再说下去也没用，只能把没说完的话咽了回去，抱着笔记默默走了。没人知道他回去后在办公室坐了多久，只知道他没放弃。当年6月，他在北大的演讲里又提了人口问题，后来还写成了《新人口论》，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把自己的想法一条条说清楚。可那时候全国都在搞“大跃进”，到处都在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他的观点没被认可，反而招来不少批评，有人说他“杞人忧天”，有人说他“不相信群众的力量”。马寅初没辩解，只是把调研笔记又翻了一遍，在扉页上写了“坚持真理”四个字。后来他虽然不再提计划生育，却还是接着跑农村，看着粮食产量起起伏伏，看着孩子们还是一群群地出生，心里的急劲儿没松过。直到70年代，国家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人们才想起这位当年敢说真话的老人——他当年担心的问题，确实成了后来需要面对的挑战。其实回过头看，马寅初的建议和主席的想法，都没脱离当时的实际。马寅初看到的是眼前人口与资源的矛盾，是学者对国家发展的审慎；主席看到的是建设国家的迫切需求，是领导人对劳动力价值的判断。那个年代的中国，刚从战争的废墟里站起来，既需要用“人多力量大”的信念凝聚人心，也需要有人像马寅初这样，提前看到发展中的隐忧。这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一个国家在成长过程中，不同视角下的思考与选择。马寅初的坚持，体现的是学者的担当——哪怕不被理解，也要把看到的问题说出来；主席的判断，承载的是领导人的考量——在特定的历史阶段，选择最能推动国家前进的路径。正是这些不同的思考，共同铺就了国家发展的道路。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