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除夕，在郴州幽禁的张学良无聊之余，和看管他的十几个特务在饭厅里推牌九玩。张学良一直坐庄，结果这晚，特务们都赢了，最多的赢了100多元。张学良大约输了将近一千元，不过虽然输了钱，但张学良那晚精神特别愉快，一直玩到深夜一点钟，才摆手对特务们说：“算了!我也没有现款了，搞不赢你们。” 1938年初，在那座名叫苏仙岭的古老山庙里，空气中似乎都凝结着一种微妙的紧张感，这不仅仅是因为那时的中国正处在抗战的连天烽火中，更因为这座清幽的古刹里，囚禁着一位身份极其特殊的人物，昔日的“少帅”张学良。 这不是普通的监禁，更像是一场长达数十年的猫鼠游戏，而负责这局游戏的“猫”是黄埔四期毕业的刘乙光，刘乙光这个差事既是戴笠给的美差，也是烫手山芋，他不仅要把人看住，还不能把人“看死”或“看恼”了。 要知道，虽然此时张学良沦为阶下囚，但他曾经统领数十万大军，蒋介石虽然要把他关起来，但若真有个三长两短，必定要拿刘乙光是问，所以当他们一行人从城里的旅馆搬进这座四合院式的苏仙庙时，刘乙光甚至还专门雇人修葺了两间房子给张学良居住。 生怕在生活待遇上让人挑出毛病，军统局为这个特殊囚徒买单毫不手软，那些用来维持张学良体面生活的账单，最后累积起来恐怕连蒋介石看了都要皱眉，在这种奇怪的共生关系下，苏仙岭上的日子显出一种荒诞的平静。 为了防止外界的只言片语激起波澜，所有寄给张学良的信件都必须先过刘乙光的眼，任何带有敏感政治色彩的信息都会被无情拦截，张学良并非不知道这一切，在经过最初的不自在后，他似乎看透了自己如同笼中鸟的处境，开始在这极为有限的空间里寻找消遣。 他会让刘乙光去长沙买报纸、订书籍，甚至还要了一台收音机，透过电波去捕捉外面世界的动静，仿佛这样就能证明自己还没有被时代彻底遗忘，那种寂寞是深入骨髓的，即使是有赵一荻和于凤至的轮流陪伴，那种从云端跌落尘埃的落差感依然无法填补。 为了排遣这种窒息般的苦闷，在1月31日那个本该团圆的除夕夜，张学良竟然拉着监视他的特务们凑了一局牌九，那一晚，张学良坐庄，但他似乎根本不在意输赢，一晚上输掉了快一千块大洋，反倒是那十几个看管他的特务赚得盆满钵满。 在这张牌桌上，囚徒和看守竟然达成了一种诡异的和谐，大家一直玩到凌晨才散场，对于此时的张学良来说，钱财早已是身外之物，能用金钱买来片刻的热闹，驱散哪怕一点点漫长黑夜里的孤寂，或许都是值得的。 刘乙光虽然在生活上尽量满足张学良，比如偶尔也会带他去那个离县城四公里的下湄桥泡温泉，甚至在他身体不适时从衡阳请大夫，但那根神经从未松懈，特别是发生了一次意外之后，这根弦绷得更紧了。 那是1938年的元旦，张学良泡完温泉后曾在日记里写下“洗去尘垢，希做新人”的愿望，那时的他或许心里还存着一丝东山再起的幻想，然而现实很快就给了他一记耳光，有一次进城，因为车子的喇叭声太大，差点和路边的伤兵发生冲突。 这件小事让张学良意识到自己的尴尬处境，从此便鲜少愿意下山，宁愿把自己闷在山上，然而，真正让刘乙光惊出一身冷汗的，是一次理发风波，三月初的一天，张学良提出想下山理发，刘乙光虽然心里犯嘀咕，但也只能严密布控后陪同前往。 就在小镇熙熙攘攘的街头，意外发生了，一名路过的中校军官突然停下脚步，盯着张学良看了几眼后，竟然条件反射般地立正，对着这位穿着平民服饰的“犯人”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张学良并没有停下寒暄，只是面无表情地转身走进了理发店。 这短暂的一幕，在刘乙光眼中却无异于惊雷，理发结束后，经过特务们的秘密调查，那个敬礼军官的身份让刘乙光彻夜难眠，此人是新驻扎来的炮兵独立旅副团长，而他的出身，正是张学良的旧部东北军。 这个发现证实了刘乙光一直以来最大的恐惧：东北军的旧部就在附近，劫狱的可能性并非为零。这座看似安全的苏仙庙，瞬间变得危机四伏。为了杜绝任何被“劫持”的可能，刘乙光迅速向戴笠汇报，必须立刻转移。 他们很快在偏僻处找到了一所已经停课废弃的小学，那里环境更加隐蔽，四周便于布置岗哨，在这个新地点，刘乙光构筑了铁桶般的防御：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轮流站岗，任何进入控制区的人都要接受搜身盘查，安保级别被提升到了极致。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再次搬迁，张学良没有抗议，也没有询问理由，他顺从地收拾行囊，再次踏上了漂泊的幽禁之路，他心里大概比谁都清楚，那个街头的军礼，虽然是旧部对他的一份敬意，却也成为了锁紧他身上枷锁的借口。 从湖南的苏仙庙、废弃小学，到后来刘乙光老家的空学校，再到湘西沅陵的凤凰山古宅，甚至后来的贵州阳明洞，他像一件贵重的行李，被小心翼翼地打包、转移、藏匿。 直到头发花白，直到那个看管他的刘乙光从中校熬成了少将，又直到1990年蒋经国去世两年后，这位百岁老人走出牢笼时，早已换了人间。 信息来源：《张学良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