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的秋天，某县城的河滩边围满了人。 二十多个年轻人跪在土坡上，背后的白牌子写着“流氓犯”。 人群里有人踮脚张望，有人捂住孩子的眼睛，没人说话，只有风吹过枯草的声音。 不远处，几个中年妇女攥着皱巴巴的钱，等着缴纳“子弹费”。 领回的不只是遗体，还有一张盖着红章的收据，上面的数字比当时一个月工资还多。 那会儿的中国刚打开国门，南方的小商贩背着电子表往北方跑，火车站挤满找活儿的农民。 人流动起来了，麻烦也跟着来。 街面上抢钱包的、撬门的多了，甚至有拿着猎枪拦路的。 1983年夏天，“二王案”闹得全国不安，两个逃犯从沈阳一路杀到江西，公安部第一次发了全国通缉令，报纸上印着他们的照片，连小学生都能认出那两张脸。 这样的背景下，政策来得很快。 邓小平在会上拍了桌子，说要“从重从快，一网打尽”。 没多久，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通过决定，1979年刚施行的刑法里，杀人、抢劫、强奸这些罪的量刑直接往上提，连“投机倒把”都算重罪。 那会儿办案讲究效率，批捕到判决有时候就几天，法院的公告贴在电线杆上，墨迹没干就围满人看。 公开审判成了常事。 不光县城河滩，有些地方还在体育场开公审大会，犯人身后站着戴红袖章的法警，喇叭里念着罪状。 老百姓去看热闹，也是受教育，那会儿大家觉得，坏人就得这么治。 但问题也跟着来，“流氓罪”的边界越来越模糊。 有人因为跟异性跳贴面舞被抓，有人因为写情书用词大胆被定罪，卷宗里常看到“严重败坏社会风气”这样的话。 年轻人占了罪犯里不小的比例。 那会儿刚流行迪斯科，穿喇叭裤、留长发的青年在街上走，都可能被当成“不良分子”。 严打后，少管所人满为患，后来专家调研发现，很多孩子是因为没人管才学坏的。 这才有了后来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有了社区矫正，不再光靠关起来解决问题。 严打那几年，晚上出门确实踏实多了。 但后来翻卷宗，看到有个十九岁的青年因为在公园亲了对象一口被判了刑，我觉得这可能是当时最大的遗憾，用今天的眼光看，有些边界确实模糊了。 好在1997年修订刑法时，“流氓罪”被拆成了寻衅滋事、侮辱妇女等具体罪名，罪刑法定原则终于立了起来。 那张“子弹费”收据后来被收进了档案馆，旁边放着1997年刑法修订草案。 当年跪在河滩上的年轻人如果还在，或许会看到，曾经模糊的条款已经变得清晰。 严打像一场急雨，暂时浇灭了乱象，也让后来的人明白，社会治理不能只靠速度，更要靠尺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