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的一天，迟群被刑满释放，此时的他没有工作，没有医保，甚至连一个安身之所都没有，与过往的境遇可谓天差地别。 深秋的北京风已经凉透了，他攥着释放证明站在街头，发现自己成了这座城市最熟悉的陌生人。 房管局的玻璃窗后面，工作人员推过来一张表格。 "工龄证明、单位介绍信、档案原件"，这三个词像三座山压得人喘不过气。 迟群手指划过表格上"清华大学"的字样，二十年前作为"梁效"写作组成员进出校门的场景突然闪回，如今校门还在，只是没人愿意为他打开那扇档案柜的门。 他跑了五趟清华大学档案馆，每次接待的都是不同的面孔。 "查无此人"四个字从不同的嘴里说出来，像预先排练好的台词。 有老同事在校园里遇见他，装作没看见匆匆走开，公文包夹得更紧了。 那个年代，沾上边的人都怕引火烧身，谁会为一个"历史问题人物"出头。 1994年国务院刚发了房改文件，工龄长的职工能折抵不少房款。 迟群算了算自己在清华园的那些年，本该够资格申请一套小房子。 可档案成了死结，房管局要档案证明工龄，学校说档案找不到，皮球踢来踢去，他像个被遗忘在棋盘外的棋子。 那天下午，他坐在租来的小屋里写信。 笔尖在信纸上戳出小洞，"我自1966年起在清华大学工作..."写到这里突然手一抖，墨水晕开一片黑云。 邻居后来回忆，听见屋里传来重物倒地的声音，推门进去时，老人已经倒在桌前，手里还攥着没写完的信。 讽刺的是，就在他走的第二天，清华大学的档案员在一堆废弃材料里找到了那个牛皮纸袋。 档案袋上的名字被雨水洇得模糊，边角磨损得厉害，像极了他颠簸的后半辈子。 这份迟到的证明最终没能帮上忙，只成了制度漏洞的一个注脚。 后来听说，2006年档案法修订时，有人提起这个案子。 新增加的个人档案查询权条款里，藏着多少个类似的故事没人知道。 现在去清华大学档案馆，电子系统几秒钟就能调出几十年前的记录，玻璃柜里陈列着当年的档案管理条例，泛黄的纸页上还能看见"单位保管"四个加粗的宋体字。 那天整理遗物时，人们发现迟群把释放证明和那张没写完的信放在了一起。 两张纸都被摩挲得起了毛边，像是他反复确认自己存在过的证明。 一个人的命运被装在档案袋里，找到或找不到，有时就是一生的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