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徐远举露出特务本色：他三次预测全准，沈醉一次也没猜对？ 那个年头的事情，现在听起来像说书似的。徐远举这人啊，当年在战犯管理所里眯着眼睛说过几句话，后来都应验了，你说奇不奇怪？跟他一块儿的沈醉，也是老资格的特工，偏偏每次都猜岔了路。 咱们先说说徐远举那三次预测吧。头一回是关于特赦的时间点。当时管理所里不少人嘀咕，觉得改造个三五年就能出去，沈醉也私下算过，觉得最快1957年该有动静。徐远举却摇头，说这事儿得等新中国成立整十年的时候才有戏。结果呢？1959年国庆前，第一批特赦名单下来，正好是第十个年头。 第二回更有意思。当时大伙儿猜测哪些人能先出去，不少人觉得杜聿明这类黄埔嫡系肯定排在前面。沈醉也这么想，还分析过人事关系。徐远举却啜着茶水说，头一批出去的得是“有示范作用的”，不一定官最大，但改造态度要最明显。后来果然，最早出去的那批里，不少是表现积极的“典型”。 第三回最绝。关于出去后能不能回家的问题，沈醉觉得肯定要受些限制，行动不会太自由。徐远举却说，只要出去了，国家巴不得你们安安稳稳过日子，“难道还专门找人看着你不成？”后来特赦人员的生活安排，还真是给了工作和生活保障，没搞什么特殊监控。 你说徐远举怎么就这么准？有人说他心思深，会看风向。我倒觉得，这人厉害在能把情报工作的那套思维，用在分析新中国政策上。他摸准了新政府的做事逻辑：讲究时机、重视示范效应、主张化敌为友。这不是瞎猜，这是把对面研究透了。 反观沈醉，他猜错倒也不冤。沈醉这人更像个传统特工，习惯从人际关系、个人背景去分析问题。他总想着谁跟谁有旧交情，哪个派系会受照顾，可新时代的游戏规则变了。新社会不讲那一套人情脉络，更看重政治意义和社会效应。 这事儿细想挺有意思。两个老牌特工，在新环境里表现出完全不同的适应能力。徐远举像是把旧手艺用在了新地方，情报分析不就是研究对手行为模式吗？他只不过把研究对象从“敌人”换成了“新社会”。沈醉呢，还陷在旧思维里打转，用国民党那套官场逻辑揣测共产党政策，能不错吗？ 咱们看历史人物，总容易贴标签。说到徐远举，就想到《红岩》里那个杀人不眨眼的“徐鹏飞”。可人都是复杂的，他在管理所里读马列著作，认真写思想汇报，未必全是装的。至少那三次预测说明，他是真下功夫研究过新中国的政治逻辑。 沈醉后来在回忆录里挺坦率，承认自己当时“跟不上形势”。这位老牌特工晚年成了文史专员，写的东西还挺客观。你看，人都是会变的，关键得认清时势。 话说回来，徐远举的预测能力，恰恰暴露了他作为特务头子的真本事，研究对手、预判动向。这种本事用在旧时代是破坏，用在新时代，倒让他成了改造人员里最“清醒”的一个。可惜这种清醒，终究带着过去的烙印。 历史就是这样，总有些细节让人琢磨。两个曾经的同行，在同样的高墙里，面对同样的新时代，却读出了不同的信号。一个靠旧职业的敏感摸到了新社会的脉搏，一个被旧思维蒙住了眼睛。你说这是个人悟性的差异，还是时代转型的必然？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