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最魔幻军阀：孙殿英没半点大义，却次次蒙对生死选择题 他一生不曾怀抱什么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也从未真正效忠于任何主义或领袖。 他所追求的，无非是乱世中一方可以纵情享乐的土皇帝日子：手握枪杆，盘踞一地，盗墓得来的珍宝塞满私库，鸦片烟枪不离手，妻妾成群，儿孙环绕。什么民族大义、忠诚信义，于他而言，不过是随时可以扯来用用的遮羞布或交换利益的筹码。 然而，历史的神奇之处就在于，恰恰是这个满脑子私利、毫无节操的投机分子，在近代中国每一次生死攸关的岔路口上，竟都鬼使神差地“蒙”对了答案，从层层险境中全身而退，甚至还能捞到些好处。他的一生，堪称一部“学渣靠蒙题混到毕业”的荒诞剧，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乱世中一种极端现实又极端幸运的生存哲学。 孙殿英最为人熟知、也最遭唾骂的行径，莫过于1928年以军事演习为名，悍然盗掘清东陵。他用炸药轰开了乾隆皇帝的裕陵和慈禧太后的定东陵，将墓中稀世珍宝洗劫一空。 此举震惊中外，溥仪和清朝遗老们悲愤泣血，社会舆论哗然，要求严惩的声浪高涨。孙殿英此举绝非出于什么“反封建”的革命情怀，纯粹是看中了陵墓中富可敌国的陪葬品。他需要这些财富来扩充军备，维系他安身立命的武装力量。 面对滔天指责，孙殿英施展出高超的“危机公关”手腕，将盗得的珍宝中最珍贵的一部分——例如乾隆朝珠、翡翠西瓜等——精心挑选，四处打点，送到了蒋介石、宋子文、何应钦等国民党要员手中。 这场轰动天下的盗陵大案，最终竟不了了之，孙殿英不仅安然无恙，其军事实力还得以保存。这一步，他赌对了上层社会的贪婪与腐败，用钱财摆平了杀身之祸。 时间来到抗日战争时期，孙殿英的“选择题”做得更加“精准”。1933年长城抗战，他率部在赤峰、猴头沟一带与日军激战，一度博得“抗日”名声。 究其动机，固然有军人守土的本能反应，但更深层的原因，或许是他敏锐地察觉到，高举“抗日”旗帜是当时国内最主流的政治正确，能有效冲淡他“东陵大盗”的恶名，为自己争取政治资本和生存空间。 事实也证明，这段抗日经历成为他日后重要的护身符之一。 全面抗战爆发后，孙殿英的处境变得微妙而危险。他的部队非蒋介石嫡系，常被置于危险境地，同时又受到日军的强力威逼利诱。在生存压力下，1943年，孙殿英在豫北地区投降日军，被汪伪政权任命为“豫北剿共军总司令”。 然而，深谙“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之道的孙殿英，并未将赌注全押在日本人身上。他同时与八路军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联系，甚至暗中提供过一些情报和便利。据一些史料记载，他曾对部下说：“跟日本人做事是不得已，但后路不能不留。” 这再次体现了他极其功利的算计：不彻底得罪任何一方，尤其是不与当时已在敌后蓬勃发展的共产党武装结下死仇，为自己预留转圜余地。 果然，抗战胜利后，孙殿英因曾“附逆”被蒋介石逮捕。但得益于他昔日的打点、部分抗日旧账以及混乱的时局，他并未受到严厉惩处，不久后被释放，甚至又被蒋启用去对抗解放军。 到了解放战争战略决战阶段，孙殿英的“投机嗅觉”再次发挥了作用。1947年，在河南汤阴，他的部队被解放军重重包围。此时，他审时度势，认为国民党大势已去，再顽抗只有死路一条，于是率部投降。 这一步“及时投诚”，让他保住了性命，得以在战犯管理所里度过余生，避免了像许多顽固到底的国民党将领那样殒命战场或被镇压的结局。 纵观孙殿英的一生，从盗陵自肥到抗日镀金，从附逆伪政权到暗通八路军，最后在解放战争关键时刻选择投降，每一步看似惊险，却都基于他对自身利益最冷酷、最现实的评估。 他没有信仰，唯有生存与享乐的信条；他没有原则，唯有“利己”的绝对原则。在那样一个理想与鲜血交织、忠诚与背叛混战的宏大时代里，他像一条泥鳅，在历史的夹缝中钻营滑行，躲过了无数明枪暗箭。 你说他纯粹是运气好吗？或许不全是。那是一个秩序崩坏、价值重构的混沌年代，极端的环境反而让一种极致的功利主义生存法则有了施展的空间。 孙殿英的“魔幻”人生，与其说是他个人的荒诞胜利，不如说是那个光怪陆离的时代投射在一个精明投机者身上的特殊影子。他每一次“蒙对”的选择，都在无声地叩问：在历史的洪流中，全然摒弃道义的算计，究竟能走多远？ 而一个能让这样人物屡屡“通关”的时代，其本身的复杂性，恐怕比孙殿英的个人选择，更加令人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