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李敖忽然发现自己不对劲了，走路不稳当了，说话也不利索了，反应甚至也迟钝了，一查，确诊脑癌，这对他来说犹如晴天霹雳，但镇定之后，他马上立了一份遗嘱，上面提到了一个不该提到的人，在他死后就打起了官司。 2017年3月，李敖突然感觉到身体不适，起初只是去楼下拿报纸时脚步有些发飘，紧接着是语言系统开始变得结巴，甚至连大脑都会偶尔出现令人恐惧的空白。 台北荣民总医院的检查报告极其冷酷——脑干恶性肿瘤，医生给出的时间只有三年，甚至更短。面对这种足以击垮常人的宣判，这位嬉笑怒骂了一辈子的狂人，展现出了惊人的“理智”。 他没有选择在绝望中崩溃，而是迅速切换到了“清算模式”，他把自己关进书房，开始像处理别人的历史资料一样，处理自己最后的人生：整理文稿、清点信件，以及在病榻边写下那份日后引发轩然大波的遗嘱。 那个变数，就是他的大女儿李文，在李敖最后的人生清单里，原本并不想给这个名字留下太重的笔墨，但就在确诊几个月后，或许是某种直觉让他即使手抖得墨迹模糊，也要坚持把针对李文的条款刻入法律文件。 李敖对这个私生女的感情是复杂的，这里面掺杂着亏欠，更多的是一种用金钱来填补亲情的无奈，他在美国养着她，却尽量避免她回台北。 因为他在遇到现在的妻子王小屯后，重新构建了一个他心目中的“完美家庭”，王小屯比他小很多，单纯、顺从，完全不同于那些在这个社会大染缸里摸爬滚打的人。 为了保护这只“小白兔”不受伤害，李敖必须把那个从小就像是个火药桶一样的长女隔离在安全距离之外。 在那份经过深思熟虑的遗嘱中，李敖给李文定下的条款充满了商人的精明与父亲的无奈，他写明：每月给李文一千美元生活费，一直给到她70岁。 但这笔钱有一个致命的前提——如果她闹上法庭，或者骚扰王小屯及其子女，这笔钱立刻归零。 李敖试图用生前的权威和金钱的诱惑，去置换他死后的安宁，他太了解李文了，那个性格和他一样刚烈的女儿，绝不会甘心做一个局外人。 即便在最后病重住院期间，这道墙依然高耸，李文多次想去探望都被拒之门外，甚至连父亲去世的消息，她都是通过媒体报道才知晓。 结局正如李敖最担心的那样，剧本并没有按照导演的意愿演下去。 2018年3月，李敖刚一闭眼，尸骨未寒，那道看似周密的法律防线就在剧烈的情绪爆发面前显得不堪一击。 得知遗嘱内容的李文瞬间炸了，她愤怒的不仅是那一千美金的“羞辱”，更是那个前提条件带来的压制感。 对于一个性格极其像李敖的人来说，这种“喂食般的施舍”和“勒令闭嘴的威胁”，本身就是宣战的号角。 那场官司打得沸沸扬扬，王小屯一家选择沉默执行遗嘱，而李文则在聚光灯下控诉这一家人的“冷酷”。 她在公开场合毫不避讳地指责父亲在家庭处理上的失败，那一刻，李敖一辈子维持的体面被撕开了一道口子，虽然最终法院维持了遗嘱原判，但这其实已经宣告了李敖“防御计划”的破产。 这个一辈子都以“理性”自傲的男人，哪怕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试图用逻辑和条文去规训最不可控的人性。 他以为给钱就能买断麻烦，以为写下条款就能冻结仇恨，却忘了在长达数十年的疏离中，那种渴望被承认而不得的委屈，早就发酵成了无法用美元计算的炸药。 李文争的，其实不仅仅是遗产，更像是对着一个已经无法回话的背影，发出最后一次想要引起注意的嘶吼。 信源：半岛网《李敖亲笔遗嘱公开 对李文争产早有防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