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当上副总理后，住在钓鱼台国宾馆，但毛主席让他搬出去，是什么原因呢？ 这事儿得从陈永贵的根儿上说起，他本来就是山西昔阳大寨的一个普通农民，42岁才扫盲，一辈子跟黄土打交道，手上的老茧比铜钱还厚，哪能习惯钓鱼台的排场！ 钓鱼台国宾馆是什么地方？那是接待外国贵宾、举办重要会议的场所，楼里窗明几净，服务员随叫随到，连叠被子、打扫卫生都不用自己动手。可陈永贵住进三号楼没几天，就浑身不自在。 三个服务员围着他转，一个大师傅专门做饭，还有司机、警卫、秘书随时待命，一大帮人围着他一个人转，让他心里堵得慌。 他常对着空荡荡的房间念叨：“一个庄稼人，哪用得着这么多人伺候？这些人手要是带回大寨，能多种多少亩地！” 他还是改不了农民的老习惯，早上天不亮就想出门溜达，可警卫跟着；想吃碗小米粥就咸菜，大师傅却端上精致的菜肴；想找块地种种，国宾馆里连个土坷垃都见不着。 这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对陈永贵来说不是享受，而是煎熬。他这辈子最熟悉的是大寨的七沟八梁，最拿手的是种地、垒田埂。 早年在大寨，他带领村民成立“老少组”，把那些家庭条件差、劳动力弱的农户聚到一起，硬是凭着苦干实干，把产量种得超过了全是壮劳力的“好汉组”。 后来担任大寨党支部书记，也是带头扛锄头、挑粪筐，手上的老茧磨了一层又一层。 42岁扫盲时，他白天种地，晚上在煤油灯下认字，连握笔的姿势都带着拿锄头的痕迹，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安于钓鱼台的排场？ 毛主席让他搬出去，绝不止是照顾他的生活习惯那么简单。1975年5月，毛主席在和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时，握着陈永贵的手明确说：“不要住在钓鱼台，那里没有鱼钓，你和吴桂贤都搬出来。” 这话背后，藏着对干部作风的深刻考量。 毛主席一直强调，党员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打掉官风、摒弃官僚主义，不能当了官就忘了本，高踞于群众之上。 钓鱼台的排场太大，容易让人脱离群众，陈永贵是农民出身的干部，更要守住劳动人民的本色，这正是毛主席的良苦用心。 陈永贵自己也早就想搬了。他当上副总理后，周总理建议他把户口迁到北京、拿国家工资，可他坚决不答应，执意保留大寨的农村户口，继续在村里记工分，每月只领国务院36元的生活补助和山西100元的补贴。 他在京西宾馆住过一段时间，看着上午没事可干的工作人员，心里直犯嘀咕：“这么多人闲着消耗粮食，太可惜了”。 搬到钓鱼台后，这种“脱离劳动、脱离群众”的感觉更强烈，他多次跟身边人说：“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当老爷的”。 他的朴实刻在骨子里。有次纪登奎、陈锡联来家里做客，炊事员买了只鸡，他当场就急了：“人家来是吃面的，搞这些干啥？咱就这伙食，没必要特殊”。 他平时最爱端着一大碗小米粥，就着几根老咸菜，坐在小板凳上呼噜呼噜吃，比山珍海味还香。 批阅文件时遇到不认识的字，他不好意思总问别人，就自己苦思冥想，实在想不起来才硬着头皮请教秘书。 这样一个连“待后处理”的“待”字都要琢磨半天的农民干部，根本不适合被圈在讲究排场的国宾馆里。 毛主席的决定，既是对陈永贵的保护，也是给全体干部立规矩。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一直警惕官僚主义抬头，反复强调“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要求干部不能摆架子、耍官气。 陈永贵搬离钓鱼台后，住进了普通的住所，离群众更近了，工作也更顺手。他始终保持着“三分之一时间在大寨、三分之一在全国、三分之一在中央”的工作模式，走到哪里都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身上的泥土味从没散过。 这件事过去这么多年，依然能给我们深刻启示：干部的权力是人民给的，无论职位高低，都不能忘了自己的根、丢了自己的本。 劳动人民的本色，从来都不是排场和特权，而是务实、朴实、踏实的作风，是始终和群众站在一起的情怀。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