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陈秀芝抛下年幼子女和丈夫常书鸿，跟下属私奔，多年后与女儿在杭州相遇，她衣衫褴褛，目光呆滞，已下嫁工人并生下一子，她的一句话，让女儿深感理解，还每月寄钱给她。 陈芝秀出生在杭州一个经济条件一般的家庭，从小对艺术感兴趣。她进入当地美术学校，专注于雕塑学习，那时她通过学校活动结识了同样热爱绘画的常书鸿。两人志趣相投，常书鸿获得法国留学机会后，她也跟随前往巴黎，继续深造。1927年，他们在巴黎正式结婚，生活虽简朴，但两人互相支持，在艺术圈内逐步建立联系。常书鸿专攻油画，她则在雕塑领域表现出色，一些作品曾在小型展览中获得认可。1931年，女儿常沙娜出生，让他们的家庭增添喜悦。尽管经济压力大，她仍坚持创作，同时兼顾家庭事务。 1936年，常书鸿在巴黎旧书摊看到一本关于敦煌莫高窟的图册，内心深受触动，他决定返回中国考察那些古老壁画。她虽有顾虑，但最终同意同行。他们收拾行李，带着女儿乘船回国，途中经历了长途航行的颠簸。回国后，正值抗日战争爆发，他们不得不带着孩子南下避难，一路辗转抵达重庆。在重庆，他们暂时栖身于当地教堂，通过常书鸿的法语能力与神父沟通，获得基本安置。生活条件艰苦，食物短缺，她需要适应战时环境，同时照顾年幼女儿。几年后，常书鸿先行前往敦煌，她带着子女随后赶到，那时儿子常嘉陵已出生。 敦煌的现实远超预期，研究所经费有限，日常用品匮乏，水源需从远处运来。她每天处理家务，照料子女饮食起居，同时应对风沙侵袭。常书鸿大部分时间投入洞窟壁画临摹和保护工作，研究所后勤人员赵忠清经常帮忙处理琐事，他比她年轻，带有江南口音，两人接触渐多。1945年，她决定离开，携带简单行李前往兰州，与赵忠清共同生活一段时期。但赵忠清因旧军人身份不久被捕，几年后在狱中病逝。她失去依靠，只能返回杭州老家，寄居在城郊简陋住所。 在杭州，她重新谋生，通过给人洗衣和做零工维持生活。后来她嫁给一名普通工人，那人性格内向，偶尔饮酒过多会发脾气。她继续从事体力劳动，手部因长期接触冷水而变形。45岁时，她生下一个儿子，家庭负担加重，住房条件差，屋顶经常漏水。她避免与人谈论过去经历，不提在法国学习雕塑的事。最困难时期，她变卖从巴黎带回的金戒指，换取基本食物，确保孩子有饭吃。1964年冬天，女儿常沙娜从北京前来寻访，两人短暂相见。她看着女儿，低声说出一句关于失足成恨的话，那话触动常沙娜，从此每月寄钱给她。 常沙娜在艺术设计领域发展，成为知名专家，她没有告知父亲关于寄钱的事。陈芝秀收到汇款后，小心保存单据，继续过着低调日子。她不再从事艺术创作，专注于日常劳作，儿子渐渐长大，她的教育方式简单朴实。生活虽贫苦，她未再寻求额外帮助，邻居们只知她是个勤劳妇女。工人丈夫偶尔带回些收入，但整体经济仍紧巴巴。她手上的冻疮反复发作，影响干活效率，却仍坚持工作。 1979年冬天，她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当时独自在家，邻居几日后才发现。常沙娜处理后事，没有通知弟弟常嘉陵，那时他已断绝联系，认为她不配做母亲。常沙娜带回一些母亲遗物，包括旧写生板和褪色大衣，那些物品见证了她早年艺术生涯。陈芝秀一生从雕塑家转为普通劳工，经历多次转折，私奔选择带来长期贫困。 常书鸿继续守护敦煌，直到1994年去世，他再婚生子，但对前妻离去保持沉默。女儿常沙娜继承父亲事业，推动敦煌图案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她在回忆中提到母亲时，强调生活艰辛对人的影响。儿子常嘉陵选择低调生活，避免公众关注家族往事。赵忠清的背景作为国民党旧军人，在当时社会转型中导致其命运悲剧。 私奔事件在艺术圈引起议论，许多人视之为对家庭责任的背弃。陈芝秀的雕塑天赋未在后期发挥，她的作品多散失于战乱。敦煌研究所后来发展壮大，成为文化遗产保护基地。常沙娜的儿子也涉足艺术，但家族故事鲜为人知。杭州作为陈芝秀出生地，见证了她从少女到晚年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