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一名国民党少校被俘虏，在即将被解放军押送到改造所时，他突然大喊道：“同志，告诉你们首长，我是902！”俘虏队伍霎时静了，押解的战士握紧了枪托，周围的俘虏们也停下脚步，眼神里全是错愕这个穿着少校制服的年轻人，刚还低着头沉默地走在队伍里，此刻脖子上青筋都绷着，像要把这五个字钉进空气里。 这人叫赵炜，几年前还是黄埔军校里意气风发的学生。 那会儿他揣着“驱逐日寇”的念头走进校门，操场上练刺杀术时，枪托砸在肩上都觉得是在给国家扛担子。 可后来他跟着部队到了前线，看到的却是军官们把军饷换成金条，看着日军从眼皮底下过却按兵不动。 有次他忍不住问长官为啥不打，得到的回答是“保存实力”，那瞬间，他觉得枪杆子里的热血都凉透了。 转折点是在1945年的一次老同学聚会上。 朱建国，他在黄埔时睡上下铺的兄弟，突然拉他到角落，塞给他一本翻得起毛边的《论联合政府》。 “你信的是打跑鬼子，不是给贪官当枪使。”朱建国说话时，手指关节都在发白，“共产党那边，战士和长官吃一样的窝头。”那天晚上，赵炜把书藏在枕头下，字里行间的“纪律严明”四个字，像针一样扎进心里。 真要干情报这行，才知道比扛枪难多了。 1946年的训练课上，教员让他们用米汤写密信，再用火烤显影，他手抖得差点把碗摔了。 后来学微型相机，镜头比指甲盖还小，拍国民党作战地图时，冷汗顺着脊梁骨流，生怕被巡逻兵撞见。 我觉得这种严苛背后，是对信仰的较真你得信你做的事能让更多人不用再饿肚子，才敢把命别在裤腰带上。 他在国防部第三厅当参谋那两年，递出去的情报比子弹还金贵。 有次拿到整编74师的部署图，连夜抄在香烟纸上，塞进牙膏管里。 交给接头人时，对方手指被牙膏盖划破了都没察觉，只一个劲说“孟良崮那边等着急用”。 后来听说张灵甫的部队被端了，他躲在办公室里，对着窗外的梧桐叶发了半天呆，叶子落了一片，他觉得那是落在心里的踏实。 被俘那天其实是计划外的。 部队打散时他没来得及销毁证件，混在俘虏里往前走，心里像压着块石头那些没送出去的情报，那些还在潜伏的同志，万一自己被当成普通俘虏处理了咋办？走到岔路口时，他突然听见前面有人喊“去改造所的这边走”，脑子“嗡”的一下，也顾不上暴露了，扯着嗓子就喊出了“902”。 后来陈云同志见他，第一句话是“声音够亮，不像个当间谍的”。 赵炜红了脸，说当时就想着不能把代号烂在肚子里。 再后来他转业到档案馆，整理那些泛黄的情报档案时，总会在标着“902”的卷宗旁多停一会儿。 1982年追授“革命烈士”那天，他的女儿摸着卷宗上的编号问：“爸，这数字啥意思？”他没说话，只是把女儿的手按在那行字上，就像当年朱建国把书塞进他手里时一样。 现在档案馆的老员工还记得，赵炜晚年总戴着老花镜抄档案，抄到“902”三个字时，笔尖会顿一下。 其实哪有什么传奇，不过是个年轻人，把“打跑鬼子”的初心，换成了“让老百姓过好日子”的实在。 就像他常说的，代号会老，可心里那点热乎气，凉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