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4月7日晚，陈长捷去厨房拿了把菜刀，走到妻子的病榻前，杀死在睡梦中的妻子。随后又将刀抹向自己的脖子，没人会知道这个前国民党军官，在临死前的复杂心理。 辛亥革命爆发时，陈长捷就加入学生军，从此踏上军旅之路。 后来他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与傅作义结下深厚情谊，毕业后投身晋军，从见习官一步步做到师长。 中原大战中，他率部攻占济南，战功显赫；抗日战争时期，他更是被誉为“抗日常胜将军”，率领部队参加平型关大捷、忻口战役，在战场上与日军殊死拼杀，多次击退强敌，麾下部队被誉为劲旅。 1948年，在傅作义的推荐下，陈长捷出任天津警备司令，负责镇守这座战略要地。 解放军兵临城下时，曾多次致函劝其和平解决，给出优厚条件。 他却始终等待傅作义的指令，而傅作义给出的答复是“坚定守住，就有办法”。 他也曾提出让中央军撤往塘沽再放下武器的建议，遭到拒绝后仍选择顽抗。 1949年1月14日，解放军发起总攻，仅仅二十多个小时后，天津城破，陈长捷在地下室被俘，随后被送往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 在功德林的十年里，陈长捷表现积极。 他主动参与劳动，寒冬腊月里带头疏通结冰的化粪池，双手冻裂仍坚持劳作。 他还发挥军事专长，写下七万多字的《华北防御工事研究》，为军事研究提供参考。 1959年，他成为新中国首批特赦的十名战犯之一，重获自由。 傅作义此时已担任水利部部长，多次邀请他去北京工作，都被他拒绝。 他选择前往上海，担任上海市政协秘书处专员，专门从事文史资料编撰工作，想靠自己的能力重新生活。 那段日子，陈长捷过上了难得的平静生活。 他每天清晨拎着菜篮去买菜，闲暇时在梧桐树下读报，邻居们都以为他只是个普通的退休老人，没人知道他曾是叱咤风云的将军。 他在工作中格外认真，写回忆录时总习惯把钢笔在墨水瓶里蘸三下，仿佛每个字都承载着历史的重量。 他还积极为争取台湾回归祖国做有益工作，想用实际行动弥补过去的过错。 平静的日子在1966年戛然而止。 社会环境的剧变让他再次陷入困境，曾经的战犯身份成了无法摆脱的枷锁。 家里被贴上大字报，红卫兵冲进家中翻出他抗战时的旧照片，即便他解释这是打日本人的见证，也无人理会。 他被频繁叫去“交代问题”，家门口常年有人监视，家里更是被翻查多次。 更让他心力交瘁的是，妻子田九瑾卧病在床，生活无法自理，而他连基本的看病和生活费用都难以保障。 去买菜时，他攥着微薄的钱，看着摊位上的蔬菜迟迟不敢开口，窘迫到连摊主都看出他的难处。 昔日的朋友碍于形势不敢与他往来，新的圈子他始终无法融入。 他就像被世界孤立的孤岛，所有的苦难都只能自己扛。 他曾写过一封信，信里只有简单的“我已经尽力了”五个字，最终却没能寄出去。 他深知自己无力改变现状，更无法给病重的妻子更好的照顾，绝望像藤蔓一样慢慢缠绕住他的心脏，最终勒得他喘不过气。 1968年4月7日晚，绝望达到了顶点。 陈长捷做出了那个极端的决定，用最惨烈的方式结束了这一切。 邻居们后来回忆，那天晚上整栋楼异常安静，没有任何叫喊声，只有隔壁的狗叫了几声便没了动静。 第二天警察破门而入时，看到的是两具冰冷的尸体。 这件事被低调处理，单位只简单贴出通知，称“陈某因病去世”。 远在北京的傅作义得知消息后，沉默良久，只说了一句充满愧疚的话。 1979年，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为陈长捷平反，将他的骨灰移放到上海龙华革命公墓。 墓碑上只刻着“陆军中将 陈长捷之墓”八个字，简单却厚重。 这位一生跌宕的将军，终究得到了公正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