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红军到了陕北，就安全了？原因很现实，5个原因。1936年10月份，红军走过了长征来到陕北，很多人奇怪，明明在这一路上都有敌人的“围剿”，怎么到了陕北就安全了？这其实有五个原因。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更多优质的内容，感谢您的支持！ 首要的原因，是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大气候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红军抵达陕北期间，日本侵华的步伐正急剧加快，1936 年日军先后制定《处理华北纲要》《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不断扩大对华侵略，华北局势危如累卵。 “华北事变” 等一系列事件，让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上升到了无可调和的首要地位。这种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的紧迫感，不仅在社会各阶层弥漫，也深刻地影响和制约了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 蒋介石虽然仍未放弃削弱中共的意图，但 “攘外必先安内” 的政策在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承受着巨大的内外压力。无论是国内高涨的抗日呼声，还是国际形势的微妙变化，都迫使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将更多的注意力和资源投向抗战准备。 对陕北的军事行动，在优先级和力度上，自然受到了这种战略重心转移的制约。可以说，是全民族抗战的历史洪流，为红军在陕北赢得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战略喘息期。 其次，陕北独特的地理环境提供了天然的庇护。这是一片被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所覆盖的土地，地形极其破碎、复杂。对于习惯了在南方水网丘陵地带作战的国民党中央军来说，这样的地形完全是陌生的战场。大规模兵团在这里难以展开，重装备的运输和补给更是困难重重，现代化的军事优势很大程度上被复杂的地形所抵消。 相反，这种沟壑纵横的地貌，却非常适合擅长游击战和运动战的红军进行周旋、隐蔽和根据地建设。黄土高原就像一座巨大的、迷阵般的堡垒，极大地增加了国民党军进行大规模 “围剿” 的军事成本和实际难度，成为了红军一道坚实的自然屏障。 再者，红军在陕北面对的国民党军事力量构成也发生了关键性变化。当时在西北地区驻防的主力，并非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军，而是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率领的第十七路军（西北军）。 这两支地方实力派武装，与蒋介石之间本就存在诸多矛盾。尤其是东北军，背负着家乡沦陷的切肤之痛，“打回老家去” 的抗日情绪极为强烈，广大官兵从上到下都对内战深感厌烦。 红军到达后，积极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1936 年 1 月发布《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4 月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举行联合抗日会谈，双方形成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的默契，在秘密渠道保持联络。 这种微妙的关系，使得蒋介石试图驱使东北军、西北军全力 “剿共” 的命令大打折扣，最终催化了 1936 年 12 月西安事变的爆发。 正是这些非嫡系地方势力的存在及其政治态度的转变，在客观上为红军构筑了一道缓冲地带，制约了国民党中央直接、激烈的军事进攻。 除了外部条件，陕北内部坚实的根基是红军能够立足的根本。这并非一片 “白地”。在中央红军到达之前，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以南梁为中心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后与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陕甘革命根据地，这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 这块根据地鼎盛时期辖 20 多个县级苏维埃政权、人口数十万，党的工作扎实，通过实施 “十大政策” 推进土地革命、发展经济、兴办教育，深入人心，拥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和地方武装，红军主力与游击队合计达 9000 余人。 当中央红军历经磨难抵达时，他们迎接的不是荒芜和陌生，而是熟悉的红旗、可靠的同志和可以依托的家园。陕甘根据地不仅提供了急需的粮食、物资补给和兵员补充，更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为党中央提供了稳定的落脚点和指挥中枢。没有这个现成的、坚实的 “家”，红军的休整、恢复和发展将面临难以想象的困难。 最后，从红军自身来看，长征的结束也意味着一个战略阶段的完成。经过长达两年的艰苦转战，红军虽然损失巨大，但精华犹存。抵达陕北意味着跳出了国民党军主力重兵部署的包围圈，从战略上的被动转移转入相对稳定的区域防御。 党中央通过瓦窑堡会议、晋西会议确定 “以发展求巩固” 的战略原则，系统总结革命经验，调整政策策略，将抗日反蒋政策转变为逼蒋抗日政策，并着手对部队进行整编和思想统一。 这种由 “走” 到 “驻”、由 “流” 到 “定” 的转变，本身就是一种安全态势的巩固。红军得以利用相对稳定的环境，通过东征等行动扩充兵员 8000 余人，筹备物资，恢复元气，训练部队，并凭借高涨的抗日威望，在政治上赢得了更广泛的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