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8日，被包围在双堆集的18军军长杨伯涛，收到了解放军特使送来的一封信，信是由118师师长尹钟嶽转交的。 尹钟嶽拿着信去找杨伯涛。大家琢磨琢磨这个细节，尹钟嶽是谁？那是第118师师长，是第18军的“老人”了，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嫡系中的嫡系。按理说，这种级别的将领，见到敌方信使，通常是直接毙了或者轰走，以示“忠诚”。可他不仅接待了信使，还把信转交给了顶头上司。 信里的内容很实在，分析形势，陈述利害，劝他们放下武器，保证生命安全，甚至还提出可以架设电话线直接谈投降细节 杨伯涛看完信，没有顺水推舟，也没有暴跳如雷，而是非常冷静地拒绝了。他对尹钟嶽说了这么一段话，大意是：咱们第18军从江西剿共的时候起，就跟红军结下了血海深仇，现在落到人家手里，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人家绝对不会饶恕我们的。 这话听着像是“硬气”，其实透着一股深深的“绝望”和“恐惧”。他不想投降，根本原因在于他觉得投降也没活路，是基于对过去历史恩怨的误判，导致他决定一条道走到黑。 其实，杨伯涛心里苦啊。这仗打得太窝囊了。 咱们回头看看，黄维兵团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这就不得不提刘伯承元帅那句经典名言：“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这个“五行”指的任务、敌情、我情、时间、地形。黄维这个兵团司令，说实话，是个书呆子，打仗教条得很。 当时杨伯涛作为副手，其实提了不少靠谱的建议。比如在被包围前，杨伯涛就发现了解放军的动向不对劲：两路大军靠拢了，老百姓支前的规模空前巨大，而且工事修得特别坚固。 他当时就跟黄维说，咱们别去攻宿县了，那是死路，赶紧往东南方向靠拢李延年兵团，先站稳脚跟再说。 黄维呢？优柔寡断。一开始同意了杨伯涛的建议，结果南京老蒋一个电报打过来，让他去救黄百韬，他又变卦了。这一变，就错过了最后的时间窗口。哪怕是决定撤退的时候，黄维也是磨磨蹭蹭。杨伯涛急得火烧眉毛，黄维却因为一个参谋带着命令失踪了，怕泄密，硬是让十几万大军在原地等了十几个小时。 这十几个小时，就是生死时速啊！ 等黄维终于下令跑的时候，解放军的包围圈已经像铁桶一样合拢了。杨伯涛后来回忆这事儿，估计能在监狱里把大腿拍青了。 被包围后的日子，那就是煎熬。 11月30日，杜聿明带着30万人从徐州撤出来，说是要南下解围。黄维一听，精神头来了，觉得只要杜聿明能抄了解放军后路，来个中心开花，这盘棋还能活。 可惜，这只是回光返照。 没过几天，杜聿明集团在陈官庄也被华东野战军给包围了。这消息一传到双堆集，黄维兵团上上下下的心气儿彻底散了。第10军军长覃道善给杨伯涛打电话，两人在电话里相对苦笑，连声说：“完了，完了。” 这时候，兵团内部已经是众生相了。 有的人想跑，比如第18军副军长王元直，就找杨伯涛说，咱们还有两个师，拼死冲一下没准能出去。杨伯涛其实也动过这念头，但他顾虑太多，觉得自己要是撇下黄维单独跑，道义上说不过去，责任也担不起，就回了一句：“服从命令，活一天干一天吧。” 这种“愚忠”和“负责”，在那个节骨眼上，其实就是陪葬。 还有就是像尹钟嶽那样，试探着能不能投降的。 到了12月15日，也就是杨伯涛收到那封信的一个星期后，局势彻底无法挽回了。解放军发起总攻，那时候的场景，真叫兵败如山倒。黄维和胡琏决定突围。 突围的过程简直就是一场闹剧。杨伯涛和尹钟嶽亲自督战，选了个最勇敢的营长带头冲，结果营长上去就牺牲了。部队一进夜色里就乱成一锅粥，没人指挥，一步也挪不动。南边的解放军冲进来，那边的国民党兵根本不敢抵抗，缴枪的声音响成一片。 杨伯涛一看大势已去，带着一帮乱兵想跟着第11师跑，结果第11师早被打垮了。他在乱军中东躲西藏，身边的副官卫士跑得精光，最后就剩他孤家寡人一个。 这时候，杨伯涛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跳河自杀。 他跳进了双堆集西门外的一条小河。按照剧本，这应该是个悲壮的结局。可是，现实往往比剧本更有讽刺意味。那条河的水，太浅了。杨伯涛跳下去，水才到腰那儿，连头顶都淹没不了。 当时正值隆冬腊月，河水冰冷刺骨。杨伯涛在水里扑腾了一会儿，没淹死，反倒被冻得受不了了。求生欲瞬间战胜了“杀身成仁”的念头，他哆哆嗦嗦地挣扎着爬上了岸。 刚上岸，就被华东野战军的一个教导员刘祥志给俘虏了。 这一幕，不禁让人想起了明末那位东林党领袖钱谦益，也是因为“水太凉”而不愿投湖殉国。杨伯涛这段经历，虽说没钱谦益那么出名，但在战场上因为“水浅水冷”而自杀未遂，确实多了几分黑色的幽默感。 杨伯涛后来进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在那里，他估计没少琢磨这场仗。 据说杨伯涛在改造期间，跟黄维那是老死不相往来，多次跟人说：黄维就是蒋军的罪人，是解放军的功臣。 这话虽然刻薄，但也确实是大实话。要不是黄维那一系列神操作，第18军这种主力，真不至于输得这么难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