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47年，65岁的清廉之官孙嘉淦告老还乡。突然，乾隆收到密报，说他偷运十几箱黄金回家。乾隆勃然大怒：“拦下他！”检查箱子后，乾隆不但不罚，反而重重有赏。 孙嘉淦当时已年过六旬，仕途几十年，几无污点。自雍正朝起，他因敢言直谏、勤政爱民而闻名朝堂。乾隆继位初年，他也数次提出改革之策，尤其在处理河务、整顿户部账目上有口皆碑。虽然不属于权臣之列，却以清正刚直著称，连乾隆也一度对他“颇有褒赏”。 年初时，孙嘉淦以年老体衰、身体欠安为由，向朝廷递交辞呈。乾隆虽然略感不舍，但念及他多年忠诚，还是批准了他告老还乡的请求，还赏赐了不少衣物粮米作为养老之资。孙嘉淦告别同僚，准备动身返乡，车队在城门外整装待发，装载着十几口封得严严实实的木箱。 偏偏就在这时，一封密报以“紧急急件”的名义递到御前。内容极为惊人：有人举报孙嘉淦利用职务之便积累巨额黄金，如今趁机私运出城，一旦回乡定无从查证。举报信措辞激烈，连“私藏金银”“欺君罔上”这样的大罪都用上了。 乾隆大怒。在他的理解中，清官若是做得一身清白，自该两袖清风离朝，怎能携十几箱物品而去？他当即下旨，命侍卫拦截孙嘉淦出京之路，并当场开箱清点，彻查有无贪墨之物。 禁军奉旨而行，在孙嘉淦尚未离京之际，将其车队团团围住。开箱之令一出，箱子一个个撬开，众人屏息围观，想看看这位“清廉之臣”到底藏了多少金银财宝。 但第一个箱子打开，里面是十几本账簿。不是户部的，而是孙嘉淦自己的“施粥账”“抚恤账”“家谱重修账”。第二个箱子，是破旧衣物和几床冬被，甚至还有缝补打底的旧棉袍。 接着往下看，全是书籍、家用器皿、医药方子、抄录经文，甚至还有一些用布包好的干粮和自制咸菜。唯一一箱看似沉重的木箱，里面居然是他在京多年收藏的碑帖与奏折副本——没有一锭黄金，没有一块银砖。 乾隆得到回报时，沉默许久。他翻阅详细清单后，最终松口气，又轻轻叹了一声。随后，他没有批评，也没有苛责，而是另下一道圣旨，命内务府额外送五百两银、两套狐裘、三箱人参、十匹绸缎，作为“嘉奖清廉”的恩赏，明言“以正国风”。 乾隆的反应出人意料。但对知情者来说，这其实并不矛盾。乾隆喜怒无常，却最重“吏治风气”，一旦遇到真正清廉之人，非但不轻视，反而会格外珍视。孙嘉淦被密报诬陷，不仅未失帝心，反而被抬到更高的道德标杆上。 这场“黄金风波”不但没损孙嘉淦的声望，反而成就了他的“最后荣耀”。消息传开后，百姓纷纷传颂他的清廉本色——有人说他从不受礼，有人说他任上亲审灾民赈济册，有人说他辞官后还把“积蓄”捐给老家修桥铺路。 回乡路上，每到一地，当地官员自发迎送，乡民夹道相送。他路经山东时，地方士绅自发在县学立碑，以“廉吏典范”相称；返抵河南故里，乡亲们更是迎出数十里，扶老携幼，只为看一眼这位“带书不带金”的老大人。 孙嘉淦回乡后，潜心修身著述，不再过问政事。他曾感叹：“我这一生，靠的是不贪、不媚、不怯。”几十年宦海浮沉，没留下府第楼阁，也没积累家财万贯，却换来一句真话：“此人一生清白。” 而对朝廷来说，孙嘉淦的这场“虚惊”，反倒成了一次极具象征意义的政治宣传。一方面惩戒密报者，警示朝中诬陷之风；另一方面昭示清廉可得帝心，借他之事立风骨于朝。 乾隆的处理方式，虽看似理性，但背后也有深意。在他看来，一个统治稳固的朝代，靠的不是嘴上说正大光明，而是要在关键时刻保住“好官”。尤其像孙嘉淦这种不结党、不争权、又清正可托的臣子，一旦受到诬陷还被默许离去，那其他官员就再无榜样。 事实上，乾隆朝虽然国力鼎盛，但中后期官场贪腐之风早已暗流涌动。内务府中饱私囊、地方贪污虚报、库银流失，都层出不穷。乾隆多次开展“钦差暗访”“地方大审”，可“贪官成堆，清官难留”的现实常常让他陷入两难。 这时候，像孙嘉淦这样的官员，就成了他的“最后防线”。不为名、不图利、事后不念旧功，只留清白在人间，帝王最懂这样的稀缺。 所以这次密报事件，乾隆发怒是真的，重赏也是真的。怒，是担心一块“道德招牌”倒下；奖，是要让天下人知道，这样的官，值得保护，值得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