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诗中有不少都是以“送某参军”为题的，那么参军到底是一个什么官？ 唐诗里常见“送某参军”的题目，比如高适送李参军、杜甫送韦参军，这里的“参军”不是现代军队的职务，而是唐代官僚体系中极具特色的佐官称谓。要理解这个官职，需从东汉末年说起——当时“参军”本是“参军事”的简称，字面意思是参与军务，最初是军政长官的幕僚。比如陶谦以刺史身份担任张温的参军，孙坚、荀彧都曾以类似身份随军参谋。直到晋代，军府正式设立参军为常设官职，陶渊明当过镇军参军，鲍照因参军任所称“鲍参军”，这个称呼才逐渐从幕府走向地方。 唐代的参军体系最为复杂，粗略可分三类：录事参军、判司参军、参军事。录事参军是诸曹之长，品级最高，比如京兆府录事参军为从七品上，负责勾检公文、纠察官吏，相当于今天的政府办公厅主任兼纪委科员。《唐六典》记载他们“纠正非违，监守符印”，崔师任蕲州录事时，因整顿纲纪闻名，可见其实际权力不小。但录事参军的核心职能是“勾检”，即审核公文有无延误或差错，甚至能介入司法案件的分歧裁定，属于“纲纪之官”，与其他参军的事务性工作截然不同。 真正构成“送参军”主体的，是六曹判司参军。唐代州府设功、仓、户、兵、法、士六曹，对应中央六部，每曹长官称参军事，比如法曹参军管司法，司仓参军管粮库，兵曹参军管兵器。这些职位品级多在七品至九品之间，比如上州司法参军是从七品下，下州则降到从八品下。杜甫被授予的右卫率府兵曹参军，就是东宫卫队的兵器管理员，从八品下，他自嘲“掌故何由见，死灰如有烟”，可见日常工作无非登记兵器、看管仓库，毫无施展抱负的空间。 还有一类“参军事”（注意无“曹”字），品级更低，多为从九品，属于基层文官的起步职位。《通典》说他们“掌直侍督守，无常职，有事则出使”，相当于临时差遣的科员。比如李商隐诗中“忽复学参军，按声唤苍鹘”，提到的参军戏里，演员模仿的正是这类低级参军的滑稽形象——穿浅绿官服（七品服色），动作夸张，被苍鹘戏弄，反映了时人对底层参军的刻板印象：品级低、事务杂、常被驱使。 参军的低微，从诗人的经历可见一斑。高适五十岁科举后先任县尉，因不堪驱使改任参军；杜甫拒绝河西县尉，宁就胄曹参军，图的是“对事不对人”的清闲；李商隐做弘农县尉时感慨“黄昏封印点刑徒，愧负荆山入座隅”，而参军虽同样琐碎，至少不用直接面对百姓疾苦。这些细节说明，参军虽非显职，却是唐代文人入仕的重要跳板——尤其对于科举出身的寒门士子，从参军起步，积累资历后可升县令、转京官，如杜如晦曾任秦王府兵曹参军，最终成为贞观名相。 唐代参军的设置，折射出古代官僚体系的两个特点。一是“军政合一”，边疆都督府、亲王府的参军往往兼管军事，比如兵曹参军要训练府兵、管理战马，而内地州府的参军更侧重民政。二是“司法分权”，法曹参军负责刑狱，司户参军兼理民事，这种“诸法合体”的设计，让参军的工作涉及百姓生活方方面面。比如白居易任盩厔县尉时，需协同司法参军处理“农夫税多长”的诉讼，这种复合型职责，正是唐代地方治理的缩影。 唐诗中频繁出现“送参军”，还与唐代的送别文化有关。参军多外放州县，远离长安，友人赴任时赠诗，既表达关切，也暗含对仕途的期许。比如王维送丘为“明府之任”，实则是送他去做司仓参军，诗中“州县皆白满，公府复萧条”，既写地方贫瘠，也暗喻参军的清苦。这种送别诗里的“参军”，既是具体官职，也是唐代文人基层历练的象征——他们带着“致君尧舜”的理想，从勾检文书、清点仓库做起，在琐碎中等待命运的转机。 从东汉的随军参谋，到唐代的六曹佐官，参军的演变史，正是中国古代官僚体系专业化的缩影。它既非高高在上的长官，也不是无足轻重的小吏，而是连接中央与地方、军政与民政的枢纽。当我们在唐诗中读到“参军”二字时，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官职，更是无数寒门士子的宦途起点，是唐代社会治理的神经末梢，是那个开放时代里，文人理想与现实碰撞的第一站。
